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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期 :2014-03-06

“钱学森之问”的破解之道

本期节目中,韩德强老师评述了中国教育为何培养不出世界顶尖科学家的“钱学森之问”,他认为当下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创新型人才必须具备学习动力、学习方法、好老师、自学机制、社会实践这五个外部条件和强烈的兴趣引领的内在品质,这些条件随着利益导向的教育改革的深入已经逐步丧失。

视频全文整理

“钱学森之问”的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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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节目中,韩德强老师评述了中国教育为何培养不出世界顶尖科学家的“钱学森之问”,他认为当下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创新型人才必须具备学习动力、学习方法、好老师、自学机制、社会实践这五个外部条件和强烈的兴趣引领的内在品质,这些条件随着利益导向的教育改革的深入已经逐步丧失。

 

内容提纲

“钱学森之问”问准了高校教育的要害

要在沙漠中培养绿洲是非常困难的

教育要立足于社会,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体制需要从理念上进行反思

兴趣引领是人才成长的内在品质

 

主持人:2011年12月11日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诞辰百年的纪念日,在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中人们却不得不去直面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大学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顶尖的人才?这个问题是钱老在生前向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也就是有名的“钱学森之问”。无数人都试图去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将与韩老师一起去探究这个问题。希望我们真诚的探索能够成为对钱老的一份迟到的纪念!韩老师好!

韩老师:大家好!

“钱学森之问”问准了高校教育的要害

主持人:韩老师,您看,钱老是在2005年向温家宝总理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么为了回应这个问题,温总理找到了六所知名高校的校长,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向他们寻求解决之道。当时这些校长们给出的答案就是说,中国的高校要进一步的改革,然后在改革中去解决这些问题,要把高校教育做强做大,这样就可以就问题。您觉得这个能作为“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吗?

韩老师:“钱学森之问”是很深沉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些校长们的回答是一个很肤浅的回答!据我所了解,现在的校长们一脑门子想的不是怎么培养人才,也不是怎么在技术领域去突破、去发明、去创造,主要在忙着“怎样当院士”,“怎么样从外面搞项目”,“怎么样拉关系走门子”,真正把心思放到教学和对学生的教育培养上的校长是寥寥无几!大概唯有原中国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他是做过这个探索的,但是这个非常难

大学本来最重要的应该是培养大学生,但是今天的大学生是最不受重视的!老师们觉得教大学本科是既没名又没利,所以是匆匆忙忙地应付。老师不认真教,学生们也很迷茫,不知道大学能学到什么。到了硕士生这个阶段,也不是说老师怎么想办法去带硕士生,给硕士生创造一个良好的钻研学习的环境,而是把硕士生当打工仔用,这些导师们纷纷被称为 “老板”。所以,在今天这样一种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大学校园里面想培养出有创造力的人才来,这确实难之又难!这些校长面对“钱学森之问”,他们实际上无言以对!

主持人:那么,为了回应“钱学森之问”,教育部也有这样的一个尝试:他们搞了一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实验计划”,这个计划又叫做“珠峰计划”入选高校是国内的16所著名的学府,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这些学校,这场实验首先是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学科开始。您觉得“珠峰计划”真的能够为我们培养出顶尖的人才吗?

韩老师:同样培养不出来!实际上,我80年代进北航的时候还参加过类似 “珠峰计划”的这么一个班,全校各个院系最优秀的那些学生——一两名——送到学校的一个班里面叫“实验班”。问题是,老师们并不重视这个实验班,老师实际上就是在应付学校,没有人认真去把他的心血和精力倾注进去!甚至还有进一步的问题: 80年代我作为学生的时候,虽然学校不重视至少我们自己还很重视,我们还很认真,钻研劲头还很强!现在的话,似乎出现了另一种情况:考大学为什么?不是为了发明创造!不是为了做杰出贡献!那么,到大学干什么呢?其实无非是谋个好工作!比较容易出国!所以学生本人的学习积极性也会下降!我们今天实际上是一个金钱繁茂的时代,也是一个心灵荒漠的时代。这个心灵荒漠的时代一直荒漠到了大学生、中学生,当然——包括各个层次的老师都是心灵荒漠化。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培养出一个杰出人才的绿洲来?难!非常难!

主持人:这些学校在“珠峰计划”推行的过程当中,很多学校就以这个为招牌作为吸引生源的一个手段,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韩老师:今天,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氛围!是不是真的可以造一个绿洲出来?我认为也有可能。朱清时在深圳应聘当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就是想在这样一片人心的沙漠当中去造就一片培养人才的绿洲出来,可是难呐!非常难!连朱清时本人都逃不出这个逻辑,朱清时希望他这个南方科技大学要用全中国最高的薪水去聘请教师!他其实也接受了主流,他认为钱是吸引优秀师资的唯一法宝,他想不出来还可以用别的什么东西!爱因斯坦的精神、爱迪生的精神、钱学森的精神在今天看来都已经过时、都已经落伍。如果说钱学森在1935年到美国留学的时候遇到了冯卡门这样真称得上大师的老师的话,那么今天的学生再到美国的航空航天系,能不能遇上这样的好老师我实际上也怀疑!美国今天的校园精神也衰落,美国的哈佛大学也已经逐渐让位于哈佛商学院,铜臭味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已经是传遍了全世界。所以,朱清时想搞一个南方科技大学的时候,他要用最高的薪水去聘请师资,那么这些师资来了,是冲着你的薪水来的,还是冲着你培养人才的严谨性、创造性来的?那我就怀疑!

实际上除朱清时以外,中国还有几处地方想在这样一个沙漠当中搞绿洲的,一处就是甘阳担任院长的——我印象是——博雅学院,他就想在中国培养一流的出色的思想家甘阳本人有这个精神,他也有这个能力。我只是怀疑: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在博雅学院很可能是学生跟不上!因为:什么情况下学生会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刻思考?遇到社会大动荡、大变化的时候,人们才会去深刻的思考和认识这个社会。在一个平和的时代,在一个富家子弟云集的学校里面,这里面能不能产生能够埋头读书而且把书本和世界紧密联系起来的学生?我还是非常怀疑!我感觉他们都忽视了这个问题——就是社会前提。即使你有这么一种真诚努力的精神,老师还是认真的,但是今天的社会可能不支持、家长可能不支持、学生可能不支持,他们要的是光环要的是名头而不愿意真的钻进去,或者他自己都想不到自己钻不进去——干扰太多!也就是金钱至上的这个逻辑实际上是弥漫在各个角落的,我们今天谁还想“板凳要坐十年冷”啊?其实,钱学森在冯卡门那里学习空气动力学的时候,他从1935年学到了1955年,板凳坐了二十年,这才有他归国以后的辉煌成就!所以,我们今天这么一个浮躁的社会或者这么一个“拼爹”的社会就很难去培养有钻研精神的学生。

要在沙漠中培养绿洲是非常困难的

主持人:那么,也就是说,其实“钱学森之问”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领域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所以,这种浮躁的气氛和这种拜金主义的气息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其实就不可能解答得了“钱学森之问”。

韩老师:对!就是钱学森本人——他的学习精神和钻研动力来自何方?我认为也要追溯到个大时代!他是1911年出生的,1935年的时候他24岁,那么18岁的时候是1929年,1929年到1935年——就是他在中国读大学的这个期间实际上正是国共交战非常激烈的时候,正是日本入侵中国的阴谋蠢蠢欲动的时候,国家民族有大危难,中华民族被称为“东亚病夫”而在世界上被人瞧不起,他是在这样一种深重的家仇国难的大的背景之下,怎么办?那么,就有一批有志青年立志于——或者是走共产党的道路——要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或者有人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金钱至上?至少在有一部分人那里钱很重要,但是这个社会它有一个主流舆论,这个主流舆论都是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是至上的,这种国家民族利益至上而且国破家亡的危机感非常重的情况下,作为一个青年人完全有可能一门心思扎进去而去抱持一个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沉浸到某个领域里面去创造一番事业出来!今天,这种紧迫感显然不强!不但紧迫感不强,而且是主流舆论处处在制造歌舞升平、跳舞跑马的一种气氛,社会的舆论变得很油滑、很浮躁,这种气氛就非常很不利于人才的成长。

人才的成长就跟一棵大树的成长一样,它不简单是说局部的土壤很肥沃,它还要跟整个森林气氛相配合。我们今天实际上是人才成长的一片沙漠,这里面要出绿洲非常困难!

主持人:像钱学森他作为这样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有可复制性吗?当时的社会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他就会成为这样杰出的人才?

韩老师:在1935年的中国也有腐败,但是那个腐败是人们谴责痛恨的对象!而今天的腐败是人们羡慕的对象,这个问题的差异在这个地方!那时候国民党怎么样腐败、怎么样贪污、怎么样搞得民不聊生……这是人人痛恨谴责的对象。但是,今天的腐败实际上是在各个机关、各个科研院所、各个大学实际上人人家羡慕的对象,这个差异太大了!

教育要立足于社会,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主持人:我还有一个困惑。你看,我们从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一直都说,我们在80年代曾经小平同志还有个说法:“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那么有了这三个“面向”之后,为什么你面向世界面向了现代化之后反倒使得我们这些大学越来越培养不出顶尖的人才?也越来越使我们看不到未来呢?这个改革到底要改向何处?

韩老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际上我也同意!但是,似乎应该加一些东西:立足于社会。你只有立足中国、立足实践、立足劳动才能够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我们今天——80年代以后——的教育就是脱离劳动、脱离实践、脱离中国。这个“三脱离”之后你“三面向”就飘起来了,这个人一飘起来没有根之后,“无源之木,无源之水,无根之树”怎么可能出来杰出人才?当然,这些地方可能我需要稍微多解释一些。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包括70年代实际上大学也不是没有问题,这个问题甚至一直严重到毛主席不高兴,毛主席很不高兴!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学习,他的成绩非常优秀,但是毛主席仍然不高兴。毛主席就认为,这个毛远新在哈军工的学习是脱离劳动、脱离实践的,是脱离生产斗争、脱离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所以那个成绩其实只是个纸上成绩。

所以,即使是在1949年到1979年期间,中国的教育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它也是有问题的。但是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话怎么讲呢?中国前三十年的教育有几个好处。第一,教育和生产劳动尽量的要结合。至少是在小学、中学甚至部分在大学,跟劳动跟实践的结合实际上比现在要紧密得多!那个时候甚至提出来一个口号叫“开门办学”。什么叫开门办学呢?就是农忙的时候你要去支农帮农忙,工厂里面加班加点的时候你可能要去到工厂去帮忙,你还要学工、学农、学军,就让你接触实践。这是前三十年教育的第一个优点,尽管它也脱离实践也脱离劳动,但是比今天要结合得好!比今天结合得要紧密。第二个,当时的老师很认真很敬业。很认真很敬业的老师的水平高低且不论,学生会受感染会受影响,所以出了一大批认真敬业的教育者——也许创新性不够。这个“钱学森之问”其实是说,怎么样培养具有创新性的杰出人才?所以,前三十年我们至少培养了大批的科学家工程师,实实在在地把导弹、卫星和原子弹、氢弹都给搞出来了。也许创新性不够,但是真实实在在能出成绩,实实在在能够推进我们电子、机械、船舶、核工业、化工领域的各项技术的发明创造!但是,到了80年代之后,80年代就有了变化,这个变化当中最主要的变化首先是脱离劳动。因为当时师资的状况——师资“向钱看”的情况还不那么严重,没有说大学老师一心赚钱的,那时候大学老师还比较认真的去教学生。所以,师资条件变化不大,但是脱离劳动脱离实践的这个倾向很严重!问题是:到了2000年代——就是最近的这个十年,两个条件都失去了。第一,脱离实践脱离劳动变得更加严重了,但是同时老师也逐渐就不再认真教学生了,教学越来越被忽视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其实就进入了一个人才培养的沙漠地带。

前三十年教育当中还有一个优点。这个优点当然有争议。那个优点就是:毛主席当时非常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因为他加了无产阶级加了政治,我们今天的很多自由派都觉得这个很不爽:怎么能够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呢?其实落实到学校,落实到学生就是:学生你要热爱劳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这个“三热爱”的教育其实就是“教育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这个方针的落实。非常强调品德!非常强调你为什么学习为什么奋斗的问题,就是非常强调学习的动机和动力问题。所以这样的话,那个学生可能学习兴趣本身不见得强。但是,因为他有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教育,所以实际上学习的动力会比较强!

这样在动力上、在方法上、在老师的引导上前三十年实际上是有这三大优点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三大优点都失去了!这三大要素失去之后,相当于土壤里面没有了氮磷钾,甚至是不但没有氮磷钾——连水都没有!沙漠化!这怎么能长庄稼呢?可笑的是:我们现在也年年在评教授、评博导、评院士……实际上也就是说,长的都是杂草!为了装这个门面,国家每年还给杂草院士们投很多钱把他们养起来,当贵族捧起来,然后他们来赞美这个国家,似乎有这么一群院士们在说国家政策好!国家政策似乎就真好?实际上这三十年我们在哪一个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科学技术的突破?有吗?

主持人:是不是正因为这三个原因才使得我们在前三十年科学技术方面确实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就像两弹一星的成就,从原子弹到氢弹之间就三年的时间,甚至还不到三年——两年零八个月,而苏联是用了五年的时间,美国是用了七年,法国用了八年。

韩老师:对!就以我们北航为例,北航的校长党委书记他们在50年代的主要工作——特别是我们北航的党委书记们、团委书记们——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劝同学们要多休息:学会休息就是学会工作。因为我们这些学生们没日没夜地学习,他就是不休息!这样就逼得团委书记们要把学生从教室里拉出来,拉到舞场说“行!咱跳跳舞放放松,你回来再学习!”他们是这么一种学习钻研的风气!这种劲头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人才怎么成长?如果去盯着金钱,这个长出来的不见得是人才!很可能是“钱才”。钱学森姓钱但是不爱钱,现在我们很多人他不姓钱但是特爱钱!但是,挣钱有无数办法:炒股票、炒房子。你只要想着挣钱才是最主要的目标的话,技术只是挣钱的手段,你搞技术绝对不会钻得进去!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借着“他爸是李刚”或者他借着这个“炒股票,炒房地产”发起来了,或者是玩别的什么投机倒把发起来了,他就不愿意去搞技术了。所以,像钱学森、程不时这样一批搞导弹搞飞机的专家,他们根本跟钱没关系!钱是起保障作用的,钱是起支撑作用的,它不是你追求的目标,所以他们才能够把他们的聪明才智施展和发挥出来。

教育体制需要从理念上进行反思

主持人:这个就像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所讲到的,他说父亲留给他的最大的财富就是使他认识到了应该去如何认识钱和名或者说钱和权的关系。

韩老师:对!钱学森在跟他的儿子钱永刚的对话当中大概讲到过有这么一个说法:钱学森说,有两个时期是他成长的高峰时期,一个是他在北师大附中上中学的时候,这是他成长的一个高峰时期;第二个高峰时期是他在美国念研究生的时候,大概就是做冯卡门弟子的时候,这是他成长的高峰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有一些共性,这些共性就是:有一个自由宽松的研究学习讨论的环境,有一群热爱教学热爱学生的老师,这两个条件具备,这才使钱学森感到这两个时期是他成长的高峰时期。实际上成长的高峰确实是在这两个阶段,但是钱学森研究的高峰在什么时候?

主持人:是在回国之后……

韩老师:是在研究导弹、研究火箭的时期。因为前面他是在实验室里面,是在理论数据的推理当中,真正把导弹、火箭研发成功的这一段时间是钱学森研发的高峰时期。但是他研究的高峰时期和学习的高峰时期还很相似!怎么个相似法?就是在他研发导弹的那个研究组里面,同事们之间很平等,相互争个面红耳赤,有发现问题马上调整马上做实验马上改进,就形成了一个平等、自由又认真严谨的探讨气氛,而创新就在这个中间!创新实际上是结果,创新是自由的讨论辩论和认真的思考钻研以及大量反复实验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是天天讲创新就不知道怎么创新。这个特像“三层楼”的故事!有乡下的一个老财主看到人家盖了一个三层楼,他就觉得这个三层楼特别好,咱能不能不要一层二层?我们就要一个三层楼?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科学研究人才成长领域,人们不知道:一个自由宽松的讨论研究的环境、一群热爱教学的老师、一群认真有积极性的学生他们所构成的一个氛围一个团队,它是造创新这三层楼的一个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三层楼一定出现!五层楼、十层楼都可以出现!没这个基础你想创新?门儿都没有!

“钱学森之问”实际上是在问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个教学体制?这个教学体制不见得说等级森严,不见得说考试的分数那么重要。钱学森自己就讲,他在北师大附中的时候他考试80多分是常事,80多分就够了,因为要害的不是说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尽善尽美,要害的是你掌握原理,掌握了原理某些细节性的错误没有关系的!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一定要门门100分呢?为什么一定要门门90分呢?不见得!抓住实质,忽略形式,这是所有创新人才的共同特点。这个其实也是中国思想叫“得意忘言”,你懂得了本质了,它的形式你暂时可以忽略,不见得表述得那么很精确!但是,我们今天的高考制度也好还是大学教学制度也好,它都钻到细节里面去了,把细节做得很完美,结果忘了本质。

主持人:那么怎么样才能形成那样的一种学习氛围呢?

韩老师:这就实际上必须要对我们今天这样一种分科分层、标准教材、标准分数、标准答案的这么一套教学体制进行反思!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要借鉴中国书院体制的优点。书院体制是什么体制?书院体制就是入学的入口很宽、入学成绩参差不齐,就像类似说它同一个班里面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但是其中有一些人可以跑得太快——从一年级可以跑到五年级,有一些五年级还可以掉回到二年级。其实书院就是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有学生有老师,但是没有分级分科的授课,教师是起辅导作用的!这是中国传统的孔夫子的说法叫“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你没有问题我不来教你也不来点拨你,所以中国的教学是叫启发式教育。启发式教育实际上也就是说,你们自己读书,你们自己讨论,有了问题老师来帮你解答,这个叫启发式教育。所以,启发式教育就特别倚重图书馆,有一堆书你可以看,你可以学,你可以问。

所以,后来国家给上海交通大学建了一个钱学森图书馆,钱学森曾经也参加过这个图书馆的揭牌,钱学森大概讲过这么一个话,实际上钱学森是怎么成长的?很可能是美国这个学校里的图书馆资料室是钱学森成长的真正的老师。当然,有不懂的时候可以跟冯卡门去讨论,也跟其他老师去讨论。有图书馆可以自学,有学生可以一起共同交流,有老师会点拨,这个就是人才成长真正的大学!问题是这种大学就不容易考核,不容易评价!这个大学里面没有一个明确的评价指标体系,没有ABCD的成绩单,那学校会觉得:这算学校吗?现在学校就没有这个信心呐!第二,这个书院还得是开门办学的书院。因为既然学数理化,既然学机械设计、电子电路,那么学电子的你到电子工厂去,到电子研究所去,学机械的你到机械厂去,你学什么你直接到厂里面到实验室里面跟实验室和工厂结合,然后实验设备和机械加工设备向这些学生开放。这样才能够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来!但是我们今天各个学校办的“珠峰班”,哪一个是这么干的?顶多是增加一些课程,顶多是增加一些环节,其实基本格局就还是老样子,基本的教学理念是老样子。所以,这样只能是继续扼杀人才!

兴趣引领是人才成长的内在品质

主持人:刚才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大体上是讲了这五个方面,我感觉首先是过去在毛泽东时代它有三个比较可供我们借鉴可以去吸取经验的地方。第一个,我们学生要有这种爱国主义的这样一种精神,同时要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这样一种非常合适的学习方法和教学方法,同时还要有一个“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有这样的三个方面。同时,您又讲到了要学习古代的这种书院体制的优点。还有,当下的教育要跟工厂研究所要相结合,要有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有了这五个方面的因素之后是不是就够了呢?还有没有其它方面的……

韩老师:这五个方面对于人才成长来讲,它仍然是外部环境!你有一个丰美的水源,有一片肥沃的土壤,有一个良好湿润温暖的气候,这是人才成长的外部环境。但是真要成长,还要有学生的内在特点!同样的环境下,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成长为杰出人才的!我就经常讲黄山上的迎客松,因为黄山上的迎客松长得这么大这么高这么枝繁叶茂,但是它的土壤其实很不肥沃,它的土壤是在岩石缝里面。如果说黄山上的迎客松它如果有丰美的水草、丰美的土壤、温暖湿润的气候,它会长得更快!所以,我们不能光考虑人才成长的外部环境,其实也有考虑它自身特点。比如说钱学森这样的人,他自身有什么特点?我估计钱学森成长的自身特点一定会有一个东西叫“正反馈”!就是学习本身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情,比如说他学数学,学数学可能跟别人打游戏是一个感觉,就是别人学数学觉得有畏难情绪、学不好、学不进去,他一学就学进去了,学进去了很有成就感,就愿意看更多的数学著作,然后学得更快更深!钱学森的学习过程我认为一定形成了一个正反馈!这个“正反馈”的概念如果说比较不熟悉的话,教育学上还有一个说法就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钱学森一定是在某些方面——比如说数学、物理,比如说工程控制领域,他实际上学什么对什么有兴趣,有兴趣之后就形成一个正反馈。就是因为有兴趣就去钻研得很多,读的书就很多,思考得就很多。思考得很多,他又有成就感,然后有了这个成就感就读更多的书去做更多的实验,这就形成一个正反馈。人才成长,其实最重要的机制就是这个内在的兴趣机制——内在的正反馈机制。所以,为什么跟钱学森同一批留学到美国去的那一批学生,真杰出的其实也不多!所以可见,环境是同样的,那还有个人特点需要考虑、需要重视。爱因斯坦当年讲,他的“成功是99%的汗水加1%的天赋”。爱因斯坦当然很谦虚了!但是那个“99%的汗水”是不是很辛苦?是不是很刻苦?我估计都不见得!因为那个“99%的汗水”是内在兴趣引领的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别人看钻到实验室里面是非常枯燥的,他在实验室里面是一层一层的别有洞天,一层层的发现——就像王安石《游褒禅山记》里面的往里面走一层发现一片风景,再往里走一层又发现一片风景,钱学森一定是欣赏到了科学技术那核心地带的那一片又一片美丽、瑰丽动人的风景!所以是汗水,但是他也更是乐趣!

所以,其实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考虑六条:

第一条,就是学习动力,为人民服务的学习动力,国家富强兴盛的学习动力;

第二条,学习方法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第三条,实际上是要有一批热爱学生热爱学科的老师;

第四条,要有一个书院式的以自学为主老师为辅的这么一个学习体制;

第五条,这个学习过程是“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要开门办学,能够和研究所和工厂形成一个密切的互动;

最后一条,要有人才成长的兴趣引领的正反馈机制。

有了这些“条”我们能够一定会大批的出现杰出人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钱学森之问”我们怎么去回答他?恐怕必须要从人才成长的客观环境和内在品质(内在特征)上去列出这六个方面才有可能回答这个“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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