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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更“专制”吗?——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二十七)

来源: 作者博客    作者:生民无疆    时间:2012年5月13日 09:36 1802次浏览 2条评论 89次顶

书中自有黄金屋

相对于欧洲,特别是欧洲中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体制迥然不同。

秦朝一统江山(公元前221年)之后,取消了周朝分封制,实行郡县制,随着度量衡、货币、文字等的完全统一,中国历史进入实实在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

2000多年来,中国实行由朝廷统一委派官员治理各地,全国通行同一部法律、同一种文字和货币、同一个度量衡标准,只有一支绝对从属于皇帝的军队。即便皇子公主获得封地,也由朝廷大臣实施管理,封臣们不过是享受这里的税赋罢了。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中国2000余年来一致的认识与实践。中国的官员和百姓,都是皇帝的臣民,百姓与当地官员之间,只有上下级关系,从法律上讲,他们的政治地位----人权是平等的。早在汉朝,朝廷就对地方基层组织的领导县太爷的职责权限作了明确规定,据《汉书·百官志》:“(县令县长)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作为县太爷“治民”的手段,所谓“显善劝义”,指的是要抓好文化教育工作,通过教化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所谓“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指的是要抓好法治,搞好社会治安;所谓“恤民时务”,指的是要体察民情,处理好日常民政事务;所谓“秋冬集课”,指的是要搞好对下属的考核管理;而“上计于所属郡国”,指的是要定期向上级领导报告工作。县太爷并没有高人一等的政治特权,至于官服、百姓见官下跪之类,不过是官员作为朝廷的代表或化身,所享受的一点虚荣罢了。

《剑桥中国秦汉史》从法律角度论述了中国官民关系和百姓的政治地位:“与其它的许多民族不同,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法归之于神授。”“(秦汉法律)目的在于畅通政府的职能,并以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的手段来支持政府的稳定。这些条文表明社会世俗化过程中的一大进步。它们远不是古典的,不再是仅建立在‘自然法’或神权时代的风俗习惯上;它们非常清楚地表示了统治者的意图。它们形成了一个完全具有实际含义的法规组合体,普遍适用于全体居民,只有那些继续使用等级原则的领域是例外。……秦汉时期的爵制给受爵的人一些特权,包括犯罪减刑在内;但是除了拥有最高爵位者以外,其他列侯和贵族并没有特殊地位。”“家长虽有权力处罚家庭成员,但至少在理论上他不能伤残和杀害他们;即使处死奴隶也要提交县令办理。”除了“拥有最高爵位者”,中国大地上人人平等。

秦汉以来,官职成为一种职业。为官期间,官员代表朝廷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作为酬劳享受相应的经济待遇,作为个人事业的“成功”享受社会的尊敬。但是,没有谁保证其后人可以为官,实际上,他本身很可能出身寒微。

秦汉以来,中国百姓的社会地位远高于同时期的欧洲百姓,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百姓,只要他有足够的才能,可以通过正当的渠道去做官,甚至当上宰相;有冤屈,他甚至可以大张旗鼓地去告御状,虽然未必能成功,但是法律赋予他这一权利。和穷书生登龙虎榜一样,民告官的成功例子不胜枚举。作为百姓,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去读书,可以去种地,可以去经商,除非皇帝下旨,没有人能够干预他的合法行动,因为他不附属于任何人。倘若官员一定要干预,唯一合法的手段是:“教化”。

秦朝的诞生及其确立的政治体制,基本确定了此后2000余年中国社会的走向。

自秦朝以来,曾经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贵族”,逐步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这正应了孔子的一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

与欧洲长期实行世袭制度、贵族制度不同,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制度、身份世袭制度便逐渐解体,各国君主纷纷主动向有识之士敞开入仕大门,逐步进入到学者治国阶段。只要肯头悬梁锥刺股,有才高八斗的真功夫,布衣也可一夜之间身挂六国相印。朝为布衣暮登卿相,人才济济,百花齐放,成为春秋战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剑桥中国秦汉史》:“许倬云根据对春秋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516人及战国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713人所作的统计研究,发现后一个时期出身微贱的人的百分比两倍于前一个时期:春秋时期为26%,战国时期为55%。……一个新的地主和官吏阶级以种种方式,到战国后期已经形成,它是整个中华帝国史中一直作为统治精英的学者----绅士阶级的鼻祖。”

汉朝将为国育才、选才法制化。据《剑桥中国秦汉史》:“仕途可以使一个人从吏员的卑贱身份变成某官署的高官,从而成为制定国家政策和做出重大决定的政治家。”“从理论上讲,仕途对所有的人都开放,但事实上对商人和巫师有限制,有时还限定商人入仕所必须的财产额(生民无疆注:指禁止财产太多的人做官)。”“吸收文职官吏主要是通过地方官员或朝廷高官的推荐。他们被要求物色有适当的品质、即德才兼备的人;有时他们奉命寻找能批评国事的人。如果一个官员举送的人证明不是合格的人选,这个官员就会受惩罚。自公元102年起,建立了分配名额制度,以确保帝国各地按人口比例定期输送人才。” “对送到都城的候选人有时要进行考试,这些人被要求回答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开始建立的太学,可能对知识的教育有极大的推动。在太学里,可以补充一批通晓国家活动或者精于行政先例的人士。……太学的目标是培养官员。”

所谓“物色有适当的品质、即德才兼备的人”,就是“察举制”,主要内容为“举孝廉”。汉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自下而上的人物品行才学的品评考察,各乡村、郡县会根据百姓口碑将人物分为若干等次,这类似于今天的民主测评、推荐制度。列入“优秀”等级的人选,政府还会派官员微服私访实地考察,确认真实可靠后,将“群众公认”的德才兼备者推荐朝廷考选任用。

汉朝根据公议遴选人才,也鼓励自荐,全社会勇于自荐,敢于担当,人才辈出,朝气蓬勃,从皇帝、皇亲国戚,到士大夫、平民都充满催人奋发的进取精神。卫青、霍去病、张骞、班超、班勇、傅介子、赵充国等等,无以计数的英雄无不是“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 汉朝尚武,张骞出使西域,马援出征匈奴、乌桓,李广年过六旬愿为前锋,赵充国以七十高龄自请平定羌乱,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郑吉等文臣亦常常率兵出战。岁举之孝廉,也是经过一定军事训练后,再安排担任实职。

汉朝诞生了一个富于教养、以天下为己任的新阶层----“士”。 《剑桥中国秦汉史》转述了桓谭对“士”的描述:“乡村的士以其关怀和忙于家族事务著称;县治一级的士精通文学;郡一级的士忠于其上级,是正派的行政官;中央一级的士是心胸宽大和有才能的学者。在所有这些士之上是国士,这是一些其才能远远胜过平民的人物,他们思想丰富,具有远见卓识,他们能规划天下大事,并取得巨大成就。”

正是这个阶层,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或者说一种情怀,主导了中国2000余年的历史,至今引导着全国的读书人。我们背诵“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们高唱“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我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无不是在赓续这种伟大的精神,传承这一伟大的文化。

在汉朝察举制的基础上,隋唐创造了科举制。到了宋朝,门户观念从中国大地销声匿迹。

有唐一朝,除开其它科目,据统计,共计录取进士6762人,平均每年23人。宋朝科举发展到极致,300年间,共取士11万人。

早在唐朝,以个人才学踏入职场大门的规则,便得到社会的认可。唐高宗时期的著名宰相薛元超有一段著名的话:“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及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到了宋朝,赵家的子孙也纷纷走向考场, 2500余名宗室子弟获进士出身,凭着个人的才华赢得社会的尊重。

宋真宗写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读书改变命运,在中国确实是这样的。北宋共有宰相71人,其中进士出身的65人;副宰相153人,其中进士出身的139人;分别占92%、93%。

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中说:“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孤苦的韩愈,通过科举官至吏部侍郎、省部级干部。

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无资,其母用棍子在地上写字,教他读书识字。通过科举,欧阳修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也就是副总理级官员。

范仲淹靠在附近山上醴泉寺寄宿读书(也许是寺院办的“宏志班”吧),通过科举,也官至参知政事、副总理级官员。

明朝总理级的杨士奇、严嵩等大官,出生贫寒。大名鼎鼎的曾国藩,祖祖辈辈是农民。

再大的官,如果子孙不喜读书,最多可以靠他这棵大树获得一个品级低微的小官(历代有制:官员达到一定级别,朝廷可安排一个儿子做相应级别的小官,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顶替”吧)。但是,在科举取士的年代,靠荫庇入仕,下辈子也别想进入主流社会。

我们可以确定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中国大地上,最晚从隋唐开始,在宋朝基本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除了皇室成员,在政治地位上,全社会成员是平等的,无一例外的都是皇帝的子民,没有任何人可以特殊;全社会有官、民两个阶层,但社会角色转变的机会是均等的,没有任何人可以特殊。

这与欧洲历史有着本质的区别。长期以来,直到拿破仑扫荡欧洲大陆之前,欧洲平民的儿子永远是平民---即便你再富,贵族的儿子永远是贵族---哪怕他再穷。整个欧洲,每个人的社会角色是先天的,谁也没有办法改变,除非国王开恩。

我们都看过《铡美案》,陈世美是一个穷得透顶的书生,祖祖辈辈只怕没出过一个有身份的人。他一不小心考中状元,并被招为驸马。公主嫁给出身贫寒的状元、榜眼、探花,在中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在欧洲,门第悬殊的人联姻,除非冬雷震震夏雨雪。欧洲最浪漫的爱情故事,无非“王子与公主”、 “农夫与村姑”的自由恋爱。英国王子娶法国公主,法国公主嫁奥国王子,才是正常的。如果国王娶了平民女,他的王位保不保的住,也得另说。

包伟民、吴铮强在《宋朝简史》中,有一段十分有价值的论述:“赵宋政权主要依靠士大夫阶层作为其统治的基础,作为选官制度的科举制度全面发展,从而对宋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宋代科举失败者中也有不少人会从事其他职业,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通过文学或学术活动,而保留着读书人----或者说儒士的身份。无论成败,围绕着科举制度而形成的这个儒士群体,就是宋代的士人群体。与前代相比,这个士人群体没有与生俱来的特权身份,没有世代相传的官职,大多来自平民阶层,入仕者在失去官职后,也还是会沦为平民,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阶层。”

这个阶层,就是我们今天通过高考晋升为读书人的知识阶层,即所谓“社会精英”。

有人曾经对中国科举考试大加鞭挞,主要罪状之一就是“读书做官论”。

如此思维逻辑甚为古怪。跟我们一样,古人读书也是为了“改变命运”。数百年甚至1000年前,没有工厂企业和科研院所,也没有银行和证券公司,更没有跨国公司,可供全民选择的职业,除了种地、经商,就是做官了。贫寒人家土地有限;经商,平民百姓拿不出本钱。当官待遇丰厚又稳定可靠,能够较快地改变贫寒子弟命运。有此一途,为何不走!再则,如果读书人都不做官,这世界又会怎么样?难道像同时期的欧洲,搞贵族世袭制才对不成!

嘲笑古人读书为了做官,好比责怪诸葛亮贵为丞相不用空调而总拿一把扇子在手,无知又滑稽。

对明显优于西方的历史遗产,也要化神奇为腐朽,除了心理阴暗,没有其它的解释。

与士大夫治天下

在中国历史上,朝臣与国君之间的关系,绝不像影视剧中“皇帝圣明”那么简单。凡是读过高中的人,都学习过《孟子》、《战国策》的一些文章,从中可以看出,国王们是以相当平等的态度对待大臣、说客的。这姑且不论,我们专谈汉朝及其以后的事情。

法国的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中国皇帝有一个定义:“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这就是说,中国皇帝拥有天下的最高权力。

事实上,除了少数个人修养极差者,中国皇帝的权力是受到严格约束的。中国有高于宪法的宪法----儒家学说。皇帝们胆子再大,也得孔子的话。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皇帝必须按规矩出牌,臣子必须精忠职守;但是,任何情况下,臣子必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人格得到充分尊重;倘若皇帝太混蛋,就“乘桴浮于海”,别陪他玩了。亚圣孟子来得更直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皇帝怎么对臣子,臣子就怎么对他,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因此,即便在清朝,皇帝也必须认真处理每一位大臣的奏章,即便这奏章很不招人喜欢。

君主治国,主要靠大臣。

在分封制的欧洲,官职主要是世袭的。1190年,法国国王查理颁布“圣旨”:元帅一职由安茹伯爵的世袭地占有;诺曼底将军这个职位,则属于乌梅家族世袭财产。基佐评论说,“这就是战争的一个全面指导者,一个唯一赋有指挥军队、指挥作战的权力的将军。许多文职官制已经变成世袭的了;但高级军事官职如果变成世袭,其危险是巨大的,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许多场合,封建的特权就是如此。”当然,不是所有的官职都能世袭的,需要文化的官职就必须交给有文化的教士来担任。

中国的龙椅是世袭的,但官位交给有才之人,即所谓天子传子,宰相传贤。皇帝们很尊重贤才们,想方设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

汉朝开始试行皇帝领导下的三权分立。《剑桥中国秦汉史》说,汉朝中央“政府由两级组成,即三公和九卿。……三公的职责是议政与监督,负责全面地指导;九卿则负责规定的行政范围的特殊任务。……三公这一集体由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组成。三人之中丞相的地位最高,被描述为皇帝的助手,对国家各种事务都有责任。作为‘行政的首脑’,上奏给皇帝的公文必经他手,因此他可以行使权力有选择地上呈下级官员提出的建议。有时同时设两个丞相,作为分割最高权力的手段。御史大夫一职对有野心的丞相说来是一个牵制。与丞相一样,御史大夫关心的是向下级官员发布命令;他的特殊责任是考察文职官员的表现。有时他甚至负责检查丞相对国事的处理;作为政府工作记录的持有者,他能考查建议中的措施是否与国家已制定的规定相矛盾。……从理论上讲,太尉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与另外两公平级。”

但凡有重大政务,皇帝一般是召集文武百官,在宰相的主持下举行朝议。决定权固然在皇帝之手,但是,倘若宰相有不同意见,可以行使谏诤和封驳权,可以明确表示“不奉诏”或者“封还诏书”,要求天子重新决策。决策一旦敲定,一般是将诏书交给宰相,由宰相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落实。汉代宰相拥有类似于当今“国务院办公厅”的丞相府,工作人员最多时达三四百人,自主权很大,可领兵作战,可参与审判,可任免下级官员。

汉朝官员普遍得到皇帝的充分尊重,当宰相到来,皇帝要起立施礼之后再坐下;中途遇到宰相,皇帝也要下车相互行礼之后再上车。汉朝皇帝大多颇为开明,听得进、容得下反面意见。汉武帝亲自审阅的《史记》,便留下了许多关于汉武帝本人的不光彩的东西。汉代各级官员大多敢做敢当,朝气蓬勃,赤心报国,勇于建功立业,与此十分不开的。

唐朝也是搞三权分立,建立了更科学合理的三省分权的中枢政务机关。中央设中书省负责决策,设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专施执行。尚书省下辖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大部门,具体实施军政事务。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又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设立政事堂,将这三大衙门的首长,以及其他一些有识之士,集中在一起商议国事。三大衙门的首脑,一般都成了宰相角色,而中书、门下的首长,是当然的宰相。

唐朝行政运转程序为:凡有军国大事,皇帝将方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中书省。中书省将草稿呈交皇帝,皇帝审阅修改后发还中书省;中书省将修改后的文稿送交门下省。门下省审议后,如认为没问题,就转交尚书省执行实施。倘若门下省认为不妥,则“封还”中书省,中书省必须重新起草,奏报皇帝,如此这般,再走一次同样的程序。这样一种决策程序,既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也大大约束了皇帝的随意性,因此,国家大政“鲜有败事”。

唐朝皇帝固然可以自主地任免宰相,但是他的决策必须经过这种程序。为了防止皇帝与某一宰相串通,唐制,皇帝与宰相们共商大事时,必须所有宰相同进同出。皇帝可以单独接见其他官员,但不得单独与个别宰相会面。

对这些未必很听招呼的宰相们,皇帝也很大方、很大度,即便是很讨厌某个宰相了,皇帝一般不会公报私仇,而是安排到某地当个刺史,给予不错的待遇。良好的政治环境,使得唐朝士人都很有个性。唐“玄宗和姚崇一期骑马打猎,然后讨论政治。他问姚崇是否愿出任宰相。姚崇答复说,除非玄宗接受十条改革纲领,否则难以从命。……玄宗同意,姚崇接受任命。”唐高宗新建的几个宫室比较豪华,狄仁杰便上书痛斥营造官员司农卿韦弘机,这位倒霉的官员拍马不成,反倒下了课。太学生魏元忠上书评朝政提建议,高宗见他说得有理,立马让他为官。明显讥讽皇帝祖宗的《长恨歌》,居然可以大张旗鼓地在社会广为传颂,而且宫廷内也毫不避讳。

宋朝的中央政府与唐朝有所区别,在保留中书门下政事堂负责行政决策的同时,实行军政分立,设立了三军总参谋部----枢密院。中书门下的首长为当然的宰相,枢密院的首长则享受副宰相的待遇,这就是宋朝的两府。

宋朝有“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准则,宋朝皇帝与宰相之间人际关系也较唐朝更为轻松和谐。宋人吕陶说:“自两府而下至侍从官(注:从四品),悉禀圣旨,然后除授,此中书不敢专也;自卿监(正四品)而下,即已经进擢,或记禄至中散大夫者(注:从五品),皆由堂出,此吏部不敢预也;自朝议大夫(注:正六品)而下,受常调差遣者,皆归吏部,此中书不可侵也。”宰相们可自主任免四五品官员。四五品,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厅局级干部。宋廷对官员十分关照,只要不是严重违法,一般都是降级使用,给条出路;犯了严重过错的大臣,也多是贬谪边远穷困之地。

宋朝皇帝大多有修养有才华,十分尊重朝臣意见。比之唐朝,皇帝的随意性也大了不少,但是,宋廷的民主气氛浓厚。倘若宰相们坚决不同意皇帝的决定,要么皇帝收回成命,要么宰相提出辞职。这两种结果,宋朝都曾出现。因为寇准的坚持,宋真宗不得不北上亲征;因为不接受宋神宗修改新法的指令,王安石主动辞相。

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宋朝,一朝宰相一朝臣,也是客观事实。一人就任宰相,便重组“内阁”,朝中重要岗位一概任用志同道合者。甚至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也随当政者的学术观点而变化。欧阳修将古文“运动”进入了科举之中;王安石执政以后,“士大夫颇垂意律令”,王安石主编的《三经新义》变成了学校教科书;史弥远当政,程朱理学成为正统。无论我们怎样理解、解释,都必须承认这一事实:皇帝给予丞相充分的政治舞台。

宋朝是一个思想自由、学者如云、出版业高度发达的年代,且不说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传播自由,仅在儒学内部,就大有百家争鸣的气象。在宋朝,朱子理学只是儒学众多学术流派中的一支。与理学代表人物朱熹在学术上争论不休的儒家著名学者就有:“心学”的陆九渊、“湖湘学派”的张栻、“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永康学派”的陈亮、“永嘉学派”的叶适等。他们创办书院,亲自讲学,出版专著,围坐论道,将中国思想文化推进到精致无比的新阶段。“山海青山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挖苦当朝天子耽于歌舞不思复国,南宋朝廷也不追究。

无疑,宋朝及其以前,是士大夫主导社会的时代。皇帝所谓的专制,更大意义上,在于挑选自己中意的人担任百官之首的宰相。

事皆朝廷总之

今天,人们每谈及中国的落后,无论对人对事,往往归罪于“封建”,归罪于“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这些看似深刻的结论,其实毫无历史依据可言,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封建与专制往往被人们联系在一起。什么是专制?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有二:君主独掌政权;凭自己的意志独断专行。通俗地说,专制,便是一个人说了算。

什么是封建?《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一种政治制度,君主把土地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在这土地上建国。我国周代开始有这种制度,其后有些朝代也曾仿行。欧洲中世纪君主把土地封给亲信的人,形式跟我国古代相似,我国也把它叫做封建。

封建的内涵是“分封建国”,那么,封建制度、封建主义、封建意识等等,都是“分封建国”的衍生物了。

一般认为,封建社会是在奴隶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商朝、夏朝也许是奴隶制社会;但周朝则应该是封建社会。众所周知,周朝在全国范围内主要实行 “井田制”;西周虽有国人与野人之分,但是,“国人”统治的“野人”也是井田制治下的自由人。杨宽先生在其《西周史》中表示:“井田制度是古代村社制的土地制度,是很明显的,不可能做其他的解释。在古代村社中,主要耕地属于集体占有,有集体耕作的耕地,也有平均分配给各户使用的份地,集体耕作的收入原先是用来支付公共费用的。井田制度正是如此。” “大概我国古代村社的大小是不一致的,最普遍的是十家,也还有百家的,千家是极少数的,单位名称在各个地区也是不同的,有称邑和里的,有称社和书社的,也有称乡的,又有称聚的,商鞅变法时就曾把乡、邑、聚合并成县。”“中国原始的村社和各国的村社组织一样,由长老作为他们的领导,负责组织和监督劳动生产以及其他公务,在成员之间有着相互协调的习惯。等到村社隶属于国君和贵族,长老就成为国君和贵族的属吏,虽然外表上仍具有村社代表的身份”。

《春秋史》(朱顺龙、顾德荣著)说:“公元前685年,齐国管仲首先采用了‘相地而衰征’的新税法,按照土地肥瘠的不同,征收不等额的赋税。据《管子·称马》说,其内容还包括‘均地分力’和‘与之分货’两个方面。也就是将土地分给耕种者,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在此基础上实行按产量分成的赋税制度。”“在春秋时代,随着世卿世禄制被官僚制取代,地方行政组织也逐渐由采邑制转为县、郡制。”

杨宽先生也说:“自从春秋战国间有县制的设立,就逐渐把这些乡里的组织统一起来”。

在中国大地上,劳动者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与享有采邑的贵族之间,还是与政府委派的官员之间,都只是一种国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关系。西周也好,东周也罢,都曾将大量战俘当作奴隶使唤。汉朝也有奴隶存在,据美国学者韦慕庭研究,汉朝有不足全国人口总数的1%的人为奴隶,多为罪犯及其被罚没入官为奴的家属,或者以身抵债者。倘若以此作为“奴隶社会”的依据,二战时期,就不只一个国家仍处于奴隶社会阶段了。

今天,许多人对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的认识或印象,皆源于明、清。

明、清是无宰相的朝代。没有宰相,也就没有了“封驳”,没有了不同意见,皇帝说啥就是啥。一个军长,手下既无副军长,也没有参谋长,这支军队命运如何,全看军长的了。

从朱元璋废相开始,天下大小 “事皆朝廷总之,”没有皇帝的“批红”,什么也办不成。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这八天时间里,朱元璋收到各类奏章1666件,涉及3391件事情。朱元璋夙兴夜寐,废寝忘食,事必躬亲,认真处理了每一件事情。不得已,他设立了一个秘书班子,来协助自己处理繁杂的事务。

朱元璋是亲手打天下的,在守天下上不敢有丝毫懈怠。凭空坐上龙椅的后人,未必就这么认真了。明朝万历年间,明神宗20余年不理朝政,出现许多官员退休或者死亡后,长期没有新的官员接替的严重问题。官员选拔权在皇帝一人手上,而皇帝又不管事,日积月累,大量工作停摆。甚至发生了因案件无人审理,被抓入牢房的嫌疑犯把牢底坐穿的荒唐事。

我们也许奇怪,明朝那么多皇帝既不上朝,怎么还能控制政局。由于国家不设丞相,军政大权由皇帝一个人掌握,皇帝不上朝不发指示,至少在大事上没有一个说了算的人。仁宣时期出现了被后世当作丞相的“大学士”、“首辅”,清朝有所谓军机大臣,实际上,这大学士、军机大臣,仅在“级别”上与丞相相当,在行政权力上,与丞相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一定范围内的事情,丞相可以不需奏请而作出决策,以朝廷意志颁行。而大学士、军机大臣,对任何事情只有“票拟权”,即提出处置建议供皇帝参考,是否采纳,完全取决于皇帝。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不带“长”的参谋,没有任何指挥权。如果皇帝不表态,大家唯有一个处理办法:拖。

我们总在说“专制”,这,才是帝王专制。

所幸的是,明朝经过太祖、成祖两位强势皇帝的文治武功,将周边的各种势力清剿的差不多了,将内部可能造反的“藩王”整治的服服帖帖了,他们的后人基本上没有遇到强有力的内、外部威胁,胡作非为仍可为太平天子。

宋朝不一样,北宋有辽、西夏、金等强悍对手,南宋有强敌金、元。有宋一朝,基本上没几天安生日子。宋朝皇室有一个可怕的家族病----癫痫病,俗称羊角疯,宋孝宗有这毛病,宋理宗很多时候糊里糊涂。宋朝国家大政并不完全依赖皇帝,所以一切运转正常。

唐宋时期,皇室好比出资人,即股东,皇帝是股东会的全权代表,而丞相班子就是国家的经理班子。丞相班子根据皇帝的治国思路,在皇帝的授权下负责国家的日常经营。皇帝固然有权随时任免丞相,但是,只要丞相在位,便享其利、谋其政、行其权,皇帝一般都很尊重丞相的决定,不越权干预。丞相班子少则三人,多则五六人,国家大政的失误也就少了。

而明清,皇帝将股东、董事长、总经理一肩挑了。国运系于一人,那就可怕了。

明清之交的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清朝的皇帝们固然很勤政,但是,将诺大个中国交给皇帝一个人,累死也是管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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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5 07:48:27
明朝创造了专制,清朝发展了专制,这就是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至于反清复明,则是狭隘的观念的产物。
感谢指教!
大学网 - 新青年 新文化 新主流!河南省网通网友 ip: 123.6.*.*
2012-05-14 14:58:32
建议多看一下明与清的区别!大明的内阁的权力有多大?大明的中旨是什么?为什么皇帝多年不上朝,万历三大征还能并取得胜利?为什么满清自始至终的农民起义的口号都是反清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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