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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庸心解】中庸第四

   作者:韩德强   时间:2014年11月04日      点击:757 讨论:1

【中庸第四】原文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视频:【韩德强】中庸心解——中庸(上):如何通向中庸


【引言】

分节的时候,我仔细考虑过,按照传统的分节,我们讲了的《天命》《慎独》《中和》三讲是第一章的内容,第二到第九章是第四讲《中庸》的内容。我用三讲的内容讲了第一章,现在要用一讲的内容去讲第二到第九章,这个分节跟通常的分节差别太大了。

我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呢?因为我们毕竟也要尊重理工科的学生。我们大部分人是理工科出身的,理工科的特点是需要寻找概念的确定性。如果它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确定的概念,那我们很好办。但比如说“中庸”的概念,中庸到底啥意思?第二到第九章其实是在从各个角度去描述中庸是什么。

“中庸”究竟是什么?它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前面讲《中和》是有清楚的定义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它把“中和”这个概念说清楚了,现在“中庸”并没有清楚的解释,相反从各个角度各种场景去描述“中庸”,这是留下了疑问的。所以,我们在这一章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庸”究竟是什么,到底什么意思。

我在讲前三讲的时候是用了比喻的,比如,为了理解“中和”是什么意思加了很多东西。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和”、理解“天命”、理解“慎独”,我们用了周口店猿人的头盖骨复原法——当有了一片头盖骨后,我们想办法把整个头颅给复原出来。而现在第二章到第九章这一部分,不像头盖骨拼接的办法,它特别像是猜谜。猜谜就是告诉你这个东西是这样是那样,到底是什么得你自己猜。所以,我在理解第二到九章的时候,感觉到有必要用“猜谜法”去解读这一部分。怎么猜?从几个角度去猜。

“中和”不断积累扩大就通向“中庸”

第一方面, 我们上一讲讲的是《中和》,其实“中和”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说法。既然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那就已经齐备齐了,非常高了,那整个篇目为什么不叫“中和”而叫“中庸”呢?我们按照现代人的逻辑,或者我们可以理解的逻辑讲,“中和”可以理解成一个历史横截面。这个历史很漫长,取其中一个截面、一个片段看,“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生机勃勃,这个社会已经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人们、心情舒畅、生机勃勃,叫“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但问题是说,这种状态能不能持久?如果是可以持久的,那就会比“中和”更高。我们知道好一时容易,长久的好可不容易。所以,很可能这就是所谓“中和”跟“中庸”的差别。

为什么“中庸”比“中和”还高,会成为整个篇目的名称,会成为孔子心法?通常也有这个说法,说什么叫“中庸”?“中也者”,它是指正确,“庸也者”说的是不变。“执中不变,保持正确的长久坚持下去”这个叫中庸。所以,说明这个“庸”字讲的是不变,是持久,应该是有道理的。

所以,“庸”字按照我们的思想,其实体现了一个正反馈的特性。“中庸”其实就是“中和”不断积累、不断扩大,以达至“中庸”。“中和”可能是指一个局部,在某个地区、某个家族、某个组织、某个企业,或者某个人群当中首先实现一种“中和”的状况。这种“中和”就是达到“天下之大本”,能够达到“天下之达道”,已经是某个局部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这个局部不断的不断地扩散、不断的不断地积累,达至全球性的、全人类性的“中和”的时候,这个状态、这个过程、这个目标可以理解成“中庸”。

我这里刚才讲了三个词:过程、状态和目标。我们学理工科的可能马上就会问,那到底“过程”是中庸,“状态”是中庸,还是“目标”是中庸?这好像说的说的不够清楚。我看,如果是“中和”不断的不断地往外延伸,不断的不断地积累,这整个过程都可能叫“中庸”,因为你保持正确并不断地不变,不断地积累,整个过程都有可能叫“中庸”。如果达到了至高的境界,天下大同的境界,那叫“中庸”更好。你去追求这个目标,这种心态这种努力,也可以就叫“中庸”。这是关于“中庸”跟“中和”的关系怎么理解的问题。

“中庸”是中国文化中的超越性目标

第二,中庸,难。难到什么地步为止?大家看最后一句话:“天下国家可均也”。“可均也”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平均、共同富裕,这个是容易的。“爵禄可辞也”,作为一个人,得到官位爵禄、功名利禄,这个东西你可以放弃,这也是容易的。再接下来说“白刃可蹈也”,就相当于赴汤蹈火,像我们看到的江姐,面对严刑拷打、甚至刀直接架到脖子上,也可以接受。这些都可以、都可能,人都做得到。但“中庸”做不到——“中庸不可能也”,所以“中庸”很难。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当中,基本是把它放在了最高的位置上。那么,真的这么难,真的这么至高的话,那就无人可以达到。那讲它干什么?你等于讲了一个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东西,现在不可能有未来也不可能有,那整个就没意思了。

我的意思恐怕还是有点意思的,意思在哪?其实,“中庸”可以理解成有层次性的,至高的境界不容易到达,可是从简单的地方入手却是完全可能的。所以也可以讲,“中庸”立了一个百分百的目标,但是你可以从百分之十分开始,百分之二十分开始,三十分开始,不见的一定要到百分百才算是“中庸”,很可能说你去追求的这个过程,也是值得尊重的,值得欣赏的。

这个很像我们数学上的无穷大,或者微积分里的渐近线。就是“中庸”你永远不可能达到,但是可以无限逼近。“中庸”给我们立了这么一个目标,我们这么去理解“中庸”,讲它就有意思了。过去我们讲“共产主义”,好多人就是这么个讲法,说“共产主义”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够达到,但是我们可以去追求它,我们可以不断的不断地向它逼近,所以树立一个至高的目标,也是好的。

思想文化史上,大家知道有一个说法,说中国人实用主义,没有一个超越的目标。我说不对,你看这种表述就意味着,孔子讲“中庸”的时候就设立了一个超越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但可以去追求它的目标。在过程中提高自己、提升自己,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好,但绝对的好可能达不到,这个就叫“超越性”。所以,当很多人讲中国文化缺乏超越性,太世俗、太现实、太实用主义的时候,我建议他们看看《中庸》这一段。

因为他中国文化的对立面是西方,西方讲上帝是造物主,是人类永远不可能接近的,它讲了一个类似佛教讲极乐世界的这么一个天堂。这,是永远达不到的,但是你可以作为目标去追求。所以,因为有这种超越性在,西方人就愿意去探寻、追索那些看上去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东西。

比如,有兴趣去探索苹果为什么会落地,天体是怎么运行的,那个要用公式怎么表达……听上去科学技术史上的种种的探索都是在追求一种生活当中可能不实用的东西,但是因为你不断地去探索真理,这个本身就是成为一种兴趣。牛顿当年去研究牛顿力学的时候,去研究万有引力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了之后可以怎么样。用于发明创造,用于盖房子,建桥梁……牛顿当年没有这个想法,他当初研究万有引力的时候,其实是要发现上帝之手是怎么推动这个世界,怎么给世界设定规律的。它实际上是牛顿和上帝沟通的一种方式,就是通向彼岸世界,超越此岸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以,有个超越的目标在,它能推动我们现实不断地进化、不断地前进,因此“超越性”也很重要。

然后他们反过来以此批评说,中国文化就没有超越性,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就对那些跟眼前生活没关系的东西不重视。但我看,孔子还是设立了一个超越性的目标放在那里的,我们也是有一种对宇宙、对世界、对人生极致之处的探索的。“中庸”的定位就定在这里。

从日常生活开始体会“中庸”之道

接下来,实际上孔子给我们通向“中庸”的至高目标设定了一系列的台阶,是可以从比较低的“中庸”开始达到比较高层次的“中庸”。

最近我们在掰草莓苗的老叶子,多掰一个,过了,少掰一个,不及。所以,掰老叶子的时候好多人说“这叶子掰了就算是‘中庸’了,那叶子掰了就算是过了”。所以你发现,“中庸”也很容易,也可以掌握。

实际上,孔子给我们通向至高无上的“中庸境界”设定了从低开始的无限台阶。怎么去体会?他有一句话是这么讲:“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这句话解释了我们怎么去体会“中庸”最低的层次、最低的境界。

比如说,我们每天得吃饭吃菜,天天吃东西,“莫不饮食也”,但“鲜能知味也”。到底什么味道好,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少。很多人可能会说:“谁不知道味道啊,好吃的东西谁不明白?怎么说我们天天吃东西连味道都不知道了呢?你怎么把‘味道’这个东西都说的这么神秘,‘中庸’这么难?”这个也有道理。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味道里面最重要的味是什么?是盐咸。淡了好还是咸了好?什么算不咸不淡?这个分寸好像也不是很容易掌握的。为什么呢?比如说过去,其实口味普遍较重,那时候比较穷,我们菜吃得可吃的菜少,菜里面的盐就要多放一点,放少了就可以大口吃菜,咱家穷吃不起。后来则是光鼓励你吃菜,最好一粒盐都不放。然后为了这个,为此还制造出一个理论来,认为要低钠低盐,盐多了容易这个那个。

比如说,我们中国传统的咸菜,所谓咸菜就是个“咸”嘛,然后一些国际组织会认为这个咸菜含钠量超标,不许销售。这有道理么?其实也没道理,因为咸菜我们本来就没打算多吃。如果菜里面可以放多少盐才可以销售,每百克菜里面钠含量不得超过多少,这个也要世卫组织来规定,也要一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来管,有意思吗?其实,咸了我们自然就少吃了,淡了我们自然就多吃了。“中庸”,不需要国家哪个局来管,可是我估计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咸还是淡,和淡我们投票表决一把”,然后每百克含盐量不得超过多少克最后也成为例规例标,这都是过犹不及。所以,“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再比如说,我们吃的腐乳。腐乳很好吃,我们一直吃腐乳,但是腐乳咸的很,而且还有人说腐乳里头含有黄曲霉素,吃了致癌,那你一听还敢吃吗?实际上它的要害在“量”上。如果少吃一点,大概有点黄曲霉素问题也不大。你要多吃了,哪怕是再好的山珍海味,可能也还有问题。所以“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有人来给你讲一讲道理,最后搞得你都不明白了,你都不知道该吃咸还是该吃淡。

生活当中这样的小事还有很多很多,最后我们都不知道是对还是错的了。比如说,通常我们是要淘米的,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营养都在淘米水里头,淘了米之后营养就减少了。那你淘还不淘?最后你就会发现,生活中本来我们都会的事情,被别人一说我们就全糊涂了。这就叫“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但什么叫“知味”呢?就是在别人这么说那么说的时候,你还能够不为别人所动,有自己的主张。你不仅还知道人家合理的在什么地方,也知道你的合理性在哪儿,这个叫“中庸”。标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谁说也没用,谁说我们都可以仅做参考。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就“知味”了。

实际上按照这个逻辑,还可以说“人莫不呼吸也,鲜能调息也”。我们天生都会呼吸,婴儿一出生,开始啼哭就学会了呼吸。但你真会呼吸吗?真会呼吸叫“吐纳术”,气功,我们就不会了。“吐纳术”学好了,“长生不老”。你就会发现这么平常的事,真要做好了,就有难处。

所以“中庸”这件事情,首先可以从简单的事情入手。第二,简单的事情当中也有大道,也不简单。

还是这个逻辑,比如说“声音”。“声”和“音”还不一样。“声”是什么?“声”是一种态度、一种语气。“声音”高了、低了、强硬了、柔和了,都是有差异的。我们能够听出比如他这一一个人说话这样肯定是生气了,他那样肯定说话是高兴了……所以还有个“知声”的问题。

怎么样对待父母?父母如果有些说法不能接受,你怎么去劝父母?劝父母的时候,哪怕父母不对,你一定要“柔吾声,怡吾色”。就是我们的声音一定要柔和,不能父母说一句,你顶一句,结果两个人双方呛起来了。“柔吾声,怡吾色”,老人家可以发怒,你别发怒。但是你不发怒也不一定是同意他,这个就是用声音来表达“虽然你的意见我不一定同意,但是我对你是充分尊重的”。

“音”的话,我们讲有“知音”一说,高山流水遇知音。你会发现音乐我们都会听,可“知”能不能达到“知”呢?人家“叮叮咚咚”一来,你能不能知道他想的是高山还是流水?能不能想到弹琴的人在想什么,这叫“知音”,这个就很难。所以“知音”也是不易的。

“音乐”是人心情的表达,“绘画”也是!我们都会看,但会画吗?知画吗?色彩、构图方面,我们这的美工同志可能“知色也”。对于色彩、构图,她就比较敏感。我们看上去觉得行的,她可能觉得不太好,她有她的道理。道理在哪儿呢?她用构图和色彩表达出来的,觉得好,感觉眼前一亮的人就比较多。咱们要弄一个色彩,自己觉得不错了,别人说“不行,这土那洋”的,最后到底什么是“不土不洋”我们也不清楚。所以“知色”也不易。

还有就是“知身”不易。身体有无穷的奥妙,真要理解身体的奥妙不容易!张雷认为,《黄帝内经》之后,理解《黄帝内经》的历代大医对《黄帝内经》知之一二,用之二三。这么多的大医,被张雷这么一说,整个就都只是懂个皮毛,那你说“知身”多难。(注:张雷为《中医拯救健康》一书作者)

更难的还有一个,就是“知人”不易。“知人知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了解一个人多不容易。一个人心里头在想什么?想的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轻的还是重的?是会变化的还是不会变化的?是下了决心不变后来又变的?还是开始就压根没当回事,后来越来越成当真的?人内心的想法真是比天上的云彩更难以琢磨。所以“知人”不易。

“治国平天下”的“中庸”之道

日常生活当中达到“知味、知音、知色、知声、知身、知人”,这是我们学习“中庸”的起点。起点之处就有这么多的难处,但也有很多人能达到。最高呢?最高就是可以在“治国平天下”这个层面达到中庸。

正文里头是这么讲的:“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我们现在不是要逐字逐句地解释它,实际上是要去理解。如果作为一个个体,在“知味、知音、知色、知声、知身、知人”方面且有种种不易,要去理顺一个国家,要让社会“政通人和、生机勃勃”这个难度确实是更大。

公与私

难在什么地方?我们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六十五年,我们就知道,真难!我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争论: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争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和善恶斗争历史观的争论、经济和政治什么关系的争论、政治与思想的争论、领袖和群众关系怎么理解的争论、天地造化的力量和人为力量怎么看待的争论、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各种各样的争论。这个六十年真的是“争论的六十年”,是两个极端充分展开的六十年。

我就在体会,“执两端而守其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件事情真的太难了。就说一个公和私的问题,两端是什么?一端是消灭私有制。这是前三十年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共产党宣言》给我们定的目标。后来突然变成要消灭公有制,要把公有制企业改造成私有制企业。这走的就是两个极端。前三十年我们讲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三十年讲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这不也是两个极端吗?

诸位可能会想一个问题,“彻底消灭私有制”怎么是走极端呢?“彻底消灭私有制”不是目标吗?我觉得首先是要对什么叫“彻底消灭私有制”有一个理解。

在方法上、过程上,我们肯定是走了极端。1958年的“大跃进”,虽然很多是操作上的失误,是干部水平不够而造成的失误,但是思想理论上有没有失误?从国家最高领导层,从毛主席那里讲有没有失误?可能也是有的。

失误“有”在哪里?就是即使把“消灭私有制”作为最高目标,它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实现?这是个问题。因为所谓“彻底消灭私有制”意味着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要消灭,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差异要消灭,公社与公社之间的差异要消灭,县与县之间差异要消灭,省与省之间的差异要消灭,最后就可能会形成全国范围内所有人生活待遇水平均等化、齐一化。那怎么才能实现“均等化、齐一化”呢?一定是把富裕地区、富裕乡村的财富直接往贫穷地方调,这是立刻可以平均化的,这种倾向就叫“一平二调”。

但“一平二调”真的会造成重大的问题,比如说隔壁生产队有十头牛,我们这个生产队穷,才一头牛,那隔壁生产队的这十头牛就要分五头给我们生产队,富的分给穷的。富的一听说十头牛马上要变成五头了,怎么办?就杀牛,赶紧把牛肉分了!有可能吗?确有这个可能,确有这个现象。因为他的思想觉悟还没到这个地步,立刻要实现财产的“均一化”,它反而会造成极大的社会不良的后果。

所以,后来我们考虑到这种情况,就一退再退,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作为一个核算单位,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共同所有。集体是这样的所有制法——生产小队的财产不可以随便平掉,不能说我们既然是一个大队的,一个大队都是一家人,富队的往穷队调。真把财富这么平调的时候,富队不满意,穷队也不见得一定就满意,因为他可能产生一个“等靠要”的效果——反正啥什么时候我穷了,再调一次——这样就会变成“向贫穷看齐”,这也不见得是好事。所以,“彻底消灭私有制”这件事情,即使是作为长远目标可行,作为短期目标必然不可行。要先尊重差异,尊重人私有,之后逐渐引导向公有,这个才叫“执两端而守其中”。

其次,“消灭私有制”作为最终目标是不是可行?我感觉作为最终目标也不见得一定可行。这话怎么讲?最要害的是“私有制”怎么界定。最难突破的一个私有,是感情的私有。把感情都全公有化,可行吗?即使可行也不一定应该。比如说,有同学的爷爷去世了,他很伤心。“感情公有化”意味着说,你爷爷去世了,我也跟着哭。可能吗?实际上不太容易做到。反过头来,我爷爷去世了,你不哭就别说你是我“兄弟”,我没这样的兄弟,我兄弟都是跟着我一起哭爷爷的。这个要求也是过分的。所以,实际上给“私”一个合理、恰当的空间,让“私”有最低限度的存在,这可能还是有必要的。但是别让“私”无限放大,他愿意“化私为公”是最好的。

再比如说,我们的成长有各自的阶段性,不能说你成长了就等于我成长了,我就可以不成长了。成长有私有性,这很难替代。其实吃饭也有这个问题,说我吃饱了等于你吃饱了?那不对。你吃饱是你吃饱,我没吃饱我还得吃,“替”是“替不了的”,最低限度的私有的特性无法消除。

“最低限度的私有”无法消除,是不是说所以“社会私有制”无法消除?我看不见得。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叫“大同小异”——求大同存小异,允许最低限度的私有成分存在,允许“小异”存在。我们的精力有差异,性格有差异,感情的细腻和丰富程度有差异,坚强和软弱的程度有差异,这些差异不但不可能消灭而且也不应当消灭,这才有我们这个世界的丰富,我们人生的精彩和多样,要不然我们都变成螺丝钉了,这个也不对。

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比如说我们今后未来大家要是结婚,那就得有一个私有的小空间(不见得产权私有,但是使用权是私有),这是你们的家,不是随便可以闯的。对这种私有成分要保留一定的尊重,不能说既然我们是一大家,进去就不敲门,这就是对“私有特性”的尊重。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使作为最终目标,“私有”也要给予合理的保留,不能全取消。有人担心既然这个房间的使用权是私有的,那个空间是私有的,所以你就会巩固你那个房间,就会把你那个房间收拾的美轮美奂,就不顾大家,不顾集体了。是不是这样的?其实,虽然房间是私有的,物品是私有的,感情是私有的,但是你是为公的、一心为公。这个是可能实现的,它靠的是自觉,不是靠从制度设计上把财产权消灭掉。靠自觉去实现公有,这个才叫“执两端而守其中”。

我们此前不知道两端的一端是这样的,所以,过去国际共运的历史上其实真的闹过很多笑话,其中笑话之一就叫“共产共妻”。这不简单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一个污蔑,实际上现在还真有人这么提倡。有一部分人的逻辑就是沿着恩格斯的一部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来的。他的论述是:家庭是私有制社会的细胞,国家来源于私有制。国家要实现公有化怎么办?就得破除家庭。破除家庭是因为家庭有私有特性,又有父母,又有妻子儿女,这里头有感情浓得化不开的地方,私有特性比较强。因为这种私有特性比较强,所以干脆要破除家庭。所以,国际共运当中时不时会有一些人为了追求“消灭私有制”的彻底性,主张破除家庭。

这个实际上在哪都行不通,但是即使不通,在哪儿都有人这么做过。在美国就有这个现象,68年美国学生运动,其实是一场受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的一场学生运动,是受国际共产主义思潮影响极其强烈的一场运动。这运动的某些角落、某些部分就有一些理想主义的青年男女,去实践共产共妻的思想。有一个“气象员组织”就干了这个事情——因为晚上便于搞革命活动,搞爆炸什么的,所以他们常常昼夜颠倒,白天睡觉时就比较“乱”。他们是有理论依据的,要破除私有制,还要消灭感情的私有化,一直达到这个地步。所以,这就是要“破除私有制”的极端,我们不能走过头。

现在社会的主要问题是走了“破除公有制”的极端,要把一切公有的成分给消灭掉。所以,国家的公有要消灭不说,社会的公有要消灭,组织的公有要消灭,一直消灭到家庭。他们也要消灭家庭,因为家庭内部还有公有因素,比如家庭财产公有。怎么破除家庭的公有呢?首先从私房钱开始,各有各的私房钱,各有各的朋友,各有各的生活的想法理念,最后家庭就被破掉了。这叫两极相通,“消灭私有制”的要把家庭给破了,“消灭公有制”的把家庭也给破了。

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以家为本”的文化,恰恰是有道理的。从左边去破家庭,中国人不答应;从右边去破家庭,恐怕中国人也是不会答应的,这是我们中国抵抗来自西方两个极端干扰的最后的堡垒。现在离婚的潮流是在私有制不断地发展之下,夫妻之间各自私有化的结果。最后一个家庭里面,老人是老人,孩子是孩子,夫妻是夫妻,每个人全都是独立的、私有的个体,谁也不管谁。

所以,这两端不可以走过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还是有生命力的。我们能够经受住两端的考验去寻找到我们自己真正的“中”在哪里。

我们在座有很多河南人,河南是中原,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文化保存比较多的地方。河南人讲话就是一个字:“中”。这个“中”挺好,这就叫“中庸”的日常化。问什么事情怎么样——“中!”问这个人怎么样——“中!”“中”就是不走两端。

计划与市场

所以在最基本的制度层面,这两个极端不可以。在市场和计划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也是走过两个极端。我们还是得承认,我们曾经有过对“计划经济”过于迷信而走了极端的阶段,这一走极端之后,为后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铺平了道路。如果真的是针头线脑都要国家计划委员会来计划的话,这种计划体制确实缺乏灵活性。当然走得最极端的不是中国,确实是苏联。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他们首先走得太极端,而且他们国家计划委员会一捅到底,插到车间的层面,而我们实际上还是一个分级计划。中国的分级计划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我们的计划没像苏联那样走极端。

什么叫分级计划?就是省做省的计划、县做县的计划、乡做乡的计划,总公司做总公司的计划,厂做厂的计划。不是高级计划委员会一竿子插到底,我们这种分级计划相对来说可行性较大,但是仍然有过分的地方。

我们现在在这里从事农业生产,是不是说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园区农业生产计划委员会”,把每个大棚每天需要什么工具,需要多少劳动力,从事什么工作都给计划好。可能吗?我们用脚趾头想都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比如突然一场雷雨下来,本来晒在地上的谷子收还是不收?按照计划我们今天没准备收,可是不收行吗?但是一旦去收,计划就被打乱了。再比如说,某一天虫情爆发,我们就得去喷各种各样的益生菌。喷什么益生菌呢?是得出什么病虫害,喷对应的益生菌。不能说什么病虫害出来都用一种菌对待,得先看看虫子是什么情况。

计划一定是得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制定的,这个实际情况谁知道?不是高高在上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低低在下的我们种田的农民,我们最知道需要什么计划。所以,设想一个自上而下的计划委员会一竿子捅到底,这个真的是苏联人的想象,我们其实没有这么想过。但因为受苏联的影响,其实我们在这方面真有做的比较过的地方。所以,现在一些右派批判计划经济时代经常说“一个车间生产出来的螺丝钉要跑到北京来申请计划,效率多么多么低”,用这样的例子来批判计划经济。可见我们当时真的留下了一些笑柄。

我们现在是倒向另一个极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特点我们一开始以为市场管的是小事,计划管的是大事。比如针头线脑的事情让市场去管,钢铁水泥的事不能让市场去管。一个千万吨级别的大钢厂,能让市场自我调节吗?而现在实际上就是市场在调节。市场调节的结果是我们现在有12亿吨钢铁产能,而我们最高钢铁的销售量在8亿吨,中间差了4亿吨。现在房地产一萧条8亿吨钢材根本销售不了,这就得有一半钢铁生产能力闲置,这意味着多少土地、多少设备、多少高楼、多少炼钢炉、多少技术生产人员、多少工人统统要闲置,这是巨大的浪费。

这样就会发现我们走了两个极端,走过两个极端之后我们是不是能再找到“中”在哪里?什么时候能让全国人民在我们国家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公有和私有的关系上说一声“中”,那就好了,否则他老是从这个极端跑到那个极端。那是不是我们笨呢?不是我们笨,是社会太大太复杂,所以把握这个度就这么难!

善与恶

“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中庸》只讲了舜处理善与恶这一对矛盾。但是,社会生活当中有无数对重大的矛盾,有无数个重要的两个极端,善恶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当然善与恶这两个极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极端,真把善与恶的分寸把握好了也可以称得上“大智”了,因为具体的事情有至善恶的人去做了,那么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他来调节善与恶的分寸,把握尺度。

很多人可能会问:恶难道不要消灭吗?善的极端难道不好吗?恶明明白白是不好的,为什么我们要给恶留一定的位置呢?但是我的意思是,当一个人对恶非常敏感,要把一切的恶都找出来消灭掉的时候,很可能也是走了极端了。这恰恰是我们五四运动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走过的一个极端。

鲁迅先生一翻我们的中国历史说满篇字里行间就是“吃人”二字,他一下把中国历史定义为一部恶的历史。如果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恶的历史,那我们的自豪感从何而来,我们还有啥什么好学的,作恶去不就完了?

以恶的眼光去看,一切都是恶的。所以,“恶”不单是事情本身的性质是不是恶的,还有一个用什么眼光去看的问题。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确实有许许多多的时候让人感到不堪入目,确实是有重大的罪恶。但是这个恶来自何方?其实这个恶常常跟我们每个人的动物性关联起来,其实是要求温饱,后来要求淫欲,后来欲望越来越放纵逐渐就变成大恶。它本来是有合理基础的,无非就想吃饱穿暖,结果就起了生产资料的争夺、生活资料的争夺。假如说没有像黄帝、炎帝和后来的文王武王孔子,假设没有这些历史上的仁人志士的话,其实人类社会的历史很可能是个真恶。有了这些人其实能够让恶得到抑制,让善得到弘扬。

不能把弘扬善的努力都说成是恶的化身,所以“善恶”就有一个怎么看待的问题。即使我们的历史上有恶,有很多恶,那西方历史上有没有?我们得这么比较,先比比烂,一比烂发现我们不是最烂的。然后再比比好,我们比他们好得多。那么坏不是最坏的,好比他们好得多,这就值得学习借鉴和尊重。

另外我们叫“隐恶而扬善”。我们诸位的父母、爷爷奶奶和祖辈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恶,我们作为孩子怎么办?我们作为孩子就得看我们父母好的一面,我们如果说父母坏,我们自己就坏到底了。因为我们是父母生的,他们坏我们也一定坏,那我们就真的坏了。

“隐恶而扬善”其实会让善变得越来越多,这个叫“舜其大知也与”。舜不是没有看到社会生活中种种的问题,但是他努力地在给我们树榜样,榜样不就是善吗?毛主席树了雷锋作为我们的榜样,雷锋是善这个不假,可是这意味着无数人没有达到雷锋的标准,无数人其实可能就是比较自私、比较狭隘,可能就是在作恶。如果把自私、狭隘、作恶的一些人当榜样树起来,认为那样是真实的,最后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树一个流氓,把这个流氓很真实的一面给他展示出来,说这也是人,那我们就都成为流氓,向流氓看齐了。而我们把雷锋树起来,我们就有可能成为雷锋、成为尧舜。

所以,“隐恶而扬善”是“知其恶扬其善”,这样恶会逐渐地减少,善会逐渐地增加,这个叫“执两端而守其中”。

诸位看网络上打着各种各样真实的名义,都在讲各种各样的坏事、各种各样的恶事。你去跟那些大网站说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们这是新闻,新闻的最高原则就是真实性。这样一下就把所有的恶言恶行恶想全都当成新闻报道出来了,最后我们这个社会就变得越来越恶。

在这个意义上再去理解我们的党讲的另一个原则,不同于“新闻的特性是真实性”,我们的党说“新闻性是党性,是人民性”。什么叫党性、人民性?其实就是新闻的作用是要隐恶扬善的,恶的东西通过内参报上来,善的东西通过人民日报登出来,这个才是好的。为什么要通过内参报?内参报上来是为了解决问题,要去削弱恶、打击恶、消灭恶。

当说到“消灭恶”,有人会说“看,还是要消灭恶,所以最好是什么恶都没有”,我觉得也不见得。比如说,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调皮捣蛋,这种恶要不要消灭?他跑哪个地方,往人家那个吃饭的碗里头撒泡尿,这恶你说要不要消灭?我看就不见得消灭,可能也消灭不了,因为这恰恰是他“创造力”所在。我们小时候就干过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放鞭炮怎么放,找一个什么东西把鞭炮放进去炸,那可能就把什么东西给炸了。孩子是在体验这个世界,所以有一些最低限度的“恶”,可能就不是恶了,就涉及到创造性了。我们要严格定义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是恶那个是恶,最后孩子就烦了:“那我就恶了怎么了?”

所以,最低限度的恶正像最低限度的私,实际上还要给予恰当的尊重,不见得全消灭。我们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恶泛滥成灾、洪水滔天,这才是大问题。

当然,往饭碗里撒尿这事到底算什么?他有时不是故意的,他就是好玩,或者他着急了,他无非就是无知。你告诉他这样做错了,他自己就不干了。可是,没告诉他的时候,调皮捣蛋、上房揭瓦的事就干得出来。如果我们的孩子全是一个个特乖的宝宝,坏事一件都没做过,我就怕这样的孩子还真的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我怕这样的孩子真犯傻。所以,为了要有一定的创造性,可能也得允许一定程度的小调皮、小捣蛋,我们纠正他就是了,别把这个事看得那么严重。

这就是讲治国的不易。严格讲起来,这每一组矛盾都可以做讲座,讲一场、两场、三场。比如,善恶的问题,就这两个字做三四五六场讲座都是没问题的。我们这样一展开,计划与市场要讲多少讲?这是经济学的要害。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与思想的关系,讲多少讲都不过分。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讲,显然只能够把中庸的意义给揭示出来,不是真要去把握每一个事情的尺度。把握每一个事情的尺度就涉及到无数的学问,就要勤于实践,勤于总结,在无数的事情当中,都去把握它的分寸,掌握它的度。

其实,真把一个领域里的度掌握好了,你就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比如,你把草莓种好了,掌握好了草莓的湿度和温度,把这个“中庸”把握住了,我们很可能少喷很多菌、少费很多人工。把握不好,我们可能就多费很多菌、很多人工。所以,真要讲具体某一个“中庸”怎么看待、怎么认识、怎么把握,就得学习、实践。更不要说国家大事上的尺度怎么把握,更得学习、总结、反思。在这只能是作为一个原则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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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大吴冻冻 2014-11-09 10:03:10
真我师也!我从心里尊敬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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