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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庸心解】问强第五

   作者:韩德强   时间:2014年11月28日      点击:2956 讨论:0

【问强第五】原文

子路问强。

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视频】【中庸心解】问强第五(上):APEC会议怎么看?





为什么要“问强”?

今天我们继续讲《中庸》第五讲——“问强”。按说这一讲比较简单,其实就是讲强有两类:一类是“北方之强与”,一类是“南方之强与”。我们从小大概都问过这个问题,问谁是强大的,谁是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都不想被强者吃掉,肯定就要“问强”。所以,子路“问强”,我估计也是这样——春秋战国时代其实已经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所以,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国家,都要问怎么算是强大的。

时至今日,比如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个词中,第一个词是什么?富强。一个富一个强,有人“问富”,有人“问强”。“问富”无数人在问,“问强”也无数人在问。严格讲起来,“问强”比“问富”要高一层,富了你要是不强,不就等于长肥了肉让人宰割吗?所以,实际上最低等的是“问富”,高一点儿的是“问强”。

我们今天那么多贪官污吏,当他们进去之后才发现,钱其实真的没有用,他们真的只是给国家攒钱的,等于开辟了第二个税收通道,最后还落到国库里头去了,你要富干什么?所以,强更重要。那些贪官要懂得“问强”的话,我估计他那些钱就开始变成地下私人武装了。但是他们不问,他们其实就没敢往这儿想,所以,富起来之后,他们就逃跑,办绿卡、办外国护照。可是你往哪儿逃?APEC会议一开,其中有一项就是,在APEC会议的成员国范围内,反腐败互联互通,相互通缉贪官。这儿有个细节就出来了:相互通缉之后,比如我们把赖昌星通缉回来,然后我们审,这儿有个问题——钱怎么办?假设赖昌星一共贪了10个亿,或者说有赃款10个亿,因为赖昌星不是贪官,他是官商勾结当中那个商,反正就是说有非法所得10个亿,你怎么办?分赃,分赃的比例是多少?总之,两个国家的意思就是说,我帮你追缴了,帮你通缉了,你也得给我弄点儿好处啊,要不然就不给你送回来。所以,这里就有这么一道两国“联合通缉、赃款分账”的手续。那贪官就更没法跑了。所以会发现富不如强。

“不报无道”的至高境界

进一步说,那什么是“强”呢?孔子讲:“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这句话实际上听上去是有一点问题的,问题就在第二句上。“不报无道”是什么?“不报无道”推论下去就是不复仇,不是冤冤相报。仇,往往为什么结仇啊?是“无道”结下的仇,既可能是对方“无道”,也有可能是这方“无道”。总之,有一方“无道”,就结了仇。这种“无道”而结的仇,你报不报?基督教的说法是,人家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贴上去。这个也是“不报无道”,但我们听上去特像阿Q。阿Q不就是这样的吗?你打了我,“哼,这是儿子打老子”,所以也就“不报无道”了。如果“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等价于阿Q精神的话,那么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张就被一笔勾销掉了。

如果我们不学阿Q的话,那怎么办?那就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叫“要报无道”。然后你会发现,“不报无道”这四个字读起来真的是血淋淋的。比如说,日本侵略中国长达八年之久,如果从1931年的“9·18”算起,时间就更长了,报还是不报?这是个问题啊。现在邻邦无道,侵略杀戮,你报还是不报?所以,虽然这四个字轻轻巧巧啊,但是真要处理起来特别难。作为个人还可以说咱就让一步吧,海阔天空嘛;作为一个村子,村与村之间仇杀的时候,你“不报无道”就难了;国与国之间仇杀的时候,“不报无道”就更难了,因为要报基本上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心愿。你要说不报,你会非常孤立。就算你一个人想不报,也难,群众的呼声要报啊,诸位同意吗? 

“不报无道”,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中日之间恢复邦交的时候,我们就深深地面临这个难题。日本要跟中国建交,建交是不是要有前提?过去你打了我了,伤了我了,杀了我了;现在我们要重新恢复关系,可以,赔偿吧!这是最正常的。或者你割地,或者你赔款,或者你怎么怎么样。总之,我们要真的中日关系是“报无道”的话,按说是应该有战争赔款的。但是,毛主席当年采取的这个国家战略真的用了孔夫子的这四个字,叫“不报无道”,赔款真的就一笔勾销了。所以,现在再去追诉赔款的时候日本人就说,国与国之间有法理依据,你当初建交的时候就没提这个;我们现在再去追诉的时候就很被动。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在日本国内培养了一大批亲中人士。日本国内有相当一批亲华力量是受中国“不报无道”的影响,对中国又惭愧又感恩。这股力量就表现为日本国内有护宪的力量。安倍这一届内阁以及日本国内参拜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力量,不断地要突破日本的和平宪法,要重新武装日本,要强大起来。但是,日本国内有一股也非常强的力量,就是护宪,说日本的和平宪法不能动,出兵海外违宪,自卫队解禁违宪。这股力量是怎么起来的?是由于毛主席“不报无道”的对外外交战略而起来的。

今天再来评议要还是不要,好还是不好?诸位要知道,今天中国国内有一股非常强烈的反日和仇日的情绪,每当日本在钓鱼岛上步步紧逼的时候,在东海油田问题上步步紧逼的时候,其实中国国内这股力量都是非常活跃的。不单是国内,国外也有一些华人在追诉日本的战争赔款,包括追诉慰安妇的赔偿问题。所以,这件事情看上去争议真的太大了。问题是说,毛主席是以什么心胸去做“不报无道”这件事情的?他就要站到国与国之上去考虑问题。如果说毛主席单站在中国一国国家利益之上讲,就该报。只有超出国与国的冲突,站到人类的高度上去思考问题,才能够不冲突,才能够放弃战争赔款。

以直报怨,使得冤冤相报能够了结;总要有一环要了结,毛主席想了结在他手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确实是一个菩萨般的心肠,他是真的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把日本人民都当作服务对象了,才有这个放弃赔款的举动,我们才可以理解他。这件事情确实是很难很难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讲一个概念,说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如果国与国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那抱歉,我们一定要报这个“无道”;如果国与国之间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整个世界就可以停止战争、消灭战争,就可以放弃战争赔款。至少你要这么去想象,希望通过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来带动全人类走向和平,只有在这种眼光下才可以理解放弃战争赔款这件事情。许多人想一想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要通过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带领全人类走向永久的和平,这是什么心胸?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实际上,当初如果让中国全国人民来投票的话,我估计这一投票,赞成要赔款的可能还是多数,你们觉得呢?你真要把民意发动起来,一方主张要赔款,另一方主张不要赔款;你让双方一辩论,我估计要赔款的应该是大多数。不要赔款,有这么大的心胸;要引领世界走向和平,这么大心胸的人恐怕就是少数。孔夫子讲的“君子居之”,其实是少数有极高道德觉悟的人才可以“不报无道”,多数人恐怕是做不到的。当然,多数人经过不断地提升觉悟,也可以做到,但是你要知道,今天这个世界要做到这个相当的难。

如何看待APEC会议?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开APEC会议?讲到这里,我就想顺便讲一讲APEC会议怎么看。

按照我反对自由贸易、自由投资的逻辑,对APEC会议肯定是批判的。但是我现在意识到问题的另一面,这一面在哪里呢?写《碰撞》的时候,当我反对自由贸易、自由投资的时候,我的立足点在哪里?立足点是在中国的工业和技术要强大起来,中国要成为世界的强国,所以反对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这个立足点是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框架里。我记得当时我跟一些右派辩论,他们支持中国加入WTO,我是反对的。他们说你这个反对自由贸易、自由投资,是不是要在国内反对自由市场?我说不是的,我是主张对外要保护,中国的产业、中国的企业不受外国企业的摧毁和打击,但是中国国内的企业可以相互竞争。所以国内可以有相对自由的市场,但是对外我们要有一道壁垒保护我们自己的市场。

这个分界线很重要,因为一端是国内国外都不要市场,不要自由贸易,这基本上是正宗左派的观点——一旦有自由市场就有资产阶级,就有阶级与阶级的剥削和对立,所以不但不能有对外的自由贸易,也不能有一国内部相对自由的市场,都不能有,所以就只能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我取的是个中间立场,我的意思是对外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市场,内部其实并不搞严格的计划经济跟公有制,搞的是有相对自由的市场,允许内部企业竞争产生出中国国内的大企业来。当时我采取的是这个立场。

那么有人就问,那中国国内的竞争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比如说上海的企业跟贵州的企业去竞争,贵州的企业能胜吗?北京的企业跟甘肃的企业去竞争,甘肃的企业能胜吗?最后你会发现中国国内如果进行自由竞争的话,一定意味着东部沿海的强势企业,会占领控制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市场。税收和利润往哪儿走啊?不见得落回当地,也有可能落回北京落回上海落回广州。那你既然反对国际上的自由贸易,为什么不反对国内的相对自由的市场呢?我说国内是有一个中央政府在,这个中央政府可以把沿海大城市的积累的财富往内地投,通过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种种方式使得财富先集中到沿海和大城市,然后再通过二次分配分配到内地和农村,这样使得既利用自由市场的活力,但是又不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是我当时《碰撞》当中的思想主张。但是这样所构造的就会是一个富强的,既是强大的又是富裕的还是相对共同富裕的一个社会,对外还是强的。其实《碰撞》这本书也是一本问强的书。

好那现在再来思考APEC会议。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实际上,从加入WTO到今天APEC会议,中国从十五年前的状况走到今天,中国的企业的确是一步步被跨国公司统治了,中国的产业是一个又一个地落到了跨国公司的手里,中国的核心技术确实是遭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这种情况下开APEC会议,怎么看?

首先中国为什么要开?在这个十五年当中,中国感受到的东西是什么?虽然我核心技术落到了外国人手里,虽然中国市场上是跨国公司在活动,但是跨国公司没有把全部的利润都转走,它还要在中国国内投资。中国政府是这个逻辑。这带动了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中国进出口的增长,带动了GDP的增长,中国的体量变得越来越大了,变得肥大起来了。这种情况跟强大比是不好,跟人间比是不好,但是在国际竞争的格局当中,中国现在因为加入WTO,我们开始有一些力量做“二道贩子”。比如,我们把日本、德国的高铁技术加以吸收利用,然后出口到墨西哥、莫斯科去。这样,虽然整个高铁产业链有一部利润给了外国——给了德国、日本,但是比如道路建设的利润是不是在中国手里了?机车的钱你拿走了,车厢的钱是不是到我手里了?中国政府是这套逻辑,就是外国人赚最肥的那一块,中国人赚其中第二块,完了去拥有对更落后国家的吸引力或者竞争力。这就是为什么要开APEC会议,逻辑就在这。这个结果虽然不好,但是还有更坏的。更进一步,最近还在考虑一个思路:从经济、技术两个层面讲,中国今天当然是国际竞争当中的二流或三流国家,包括从金融上讲。

从政治思想的高度理解APEC会议

但是,还有一个角度是政治上讲怎么看——从政治思想的高度、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怎么看?

最近《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是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账号名义发的,人民网加以转载。大家要知道,这不是《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其实相当于《人民日报》这个系统出来的小道消息。小道消息出来后,人民网加以转载,这是中道消息。如果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这就是大道消息,它有这么一个层次。这条小道消息说什么呢?这条小道消息说,为什么要开APEC会议?为什么要把周边地区京津冀三省的工业企业都关掉以确保会议期空气清新?我们花这么大代价迎接一帮人到中国来吃吃喝喝、聊一通就走人,值吗?我们开这个会议要干什么?从中国国家战略的角度干什么?

它说大概要干这几件事情:第一,要构建一个面向亚太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这是头脑,但这个东西很虚。实际上,APEC这个亚太地区的会议包括俄罗斯和美国。俄罗斯跟美国现在掐得跟“乌眼鸡”似的,怎么一起开会?中国跟日本现在也是这种剑拔弩张的状态,怎么开会?但人家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想,先把这个口号提出来,先“忽悠”着。其次说骨骼,就是要推进亚太经济的一体化,要促进亚太各国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要建成一个亚太自贸区。第三是说,肌肉是要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从2008年以后一直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当中——这是我的用语,他们的说法就是“世界经济一直增长乏力,一部分国家经济面临崩溃”。

那么,怎么样推动世界经济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增长呢?中国想起这个龙头作用。办法、手段呢?就是促进中国和周边国家、亚太地区国家的管道、公路、铁路、互联网互联互通,包括通讯公司的互联互通,这里头会有比较多的商机。

最后一条是说反腐败,亚太国家的领导人到一起,别的没啥共同点,反腐败是共同点——相互追讨贪官,大家完了分赃(这话我说的不太好听,它就是共同分赃的意思。)虽然这帮人坐在一起说想干这个,但是干这个实际上它的目标是挺虚的,那些手段真可以落实的也很有限。所以,这篇文章大概还说,尽管是有限,但是这回是中国想来当这个主角,当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中国把大伙拉到一起的,是中国端出一盘菜,相当于一个“马歇尔计划”。

就是说,世界各国经济萧条的时候,都没钱去搞建设的时候,中国出一部分钱,你们大伙也都出,我们一起来搞基础设施建设,用这个来拉动亚太地区需求的增长,我们大家共同发财。文章在最末的时候就讲到了一个观点说,不要小看APEC会议,中国当时十四年以前加入WTO的时候,我们是接受世界的游戏规则,现在我们在地区范围内要试图去掌握游戏规则。所以这是中国学会了西方这套游戏规则,我们慢慢反过头来要掌握自己的游戏规则。由于这个意义,所以它说多少年之后再来回顾,没准这次的APEC会议是中国在世界上从经济影响力转向政治主导力的一次重要的转折性会议,或者是上升阶段的一次重要会议,所以我们要这么重视它。

我看了这篇文章,我就觉得,期望实在是有点高了。恐怕世界经济的萧条,它的深度、烈度不是我们《人民日报》微信公众账号的“小朋友”真能理解的。别说是世界经济危机,就是中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它的深度、烈度一旦爆发后会有不可收拾、不可控制的局面,我觉得他们也好像缺乏思想准备。

最近,人大委员的一个委员成思危又出来说话,说中国政府绝不会允许房地产市场崩溃的。可是不崩怎么办?不崩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它继续往上挑,挑的路子实际上是房地产价格还要再涨,但这个就是我们过去走的老路子,这个老路子恐怕真的走不通,不是你想不想让它崩溃的问题,是实际上已经托不住了。而对房地产市场的最致命的打击,我认为就是反腐败。

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还以为,房地产市场只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出台一些措施,取消限购、降低首付,这个房地产市场还能托上去。我觉得他们真可能弄错,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最大需求是来自贪官污吏、官商勾结这个群体。你现在不让贪了,他也就不敢买了,他有钱也不显出来,宁可两千万、三千万的人民币在家里头堆着,他也既不存银行又不买房子,他两个都不干。再加上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不动产登记局,你或者用你自己的名字登记或者用你亲戚朋友的名字登记,查起来一不小心发现你周围那么多人拥有房子,这也是问题。所以,现在实际上反腐败力度之大,已经到了取消至关重要的高价房或者房价上涨的需求、动力的地步,从根本上取消了。所以,房地产市场要不崩,是很难的事情。暂时可以稳一稳,但还要往下走,再稳一稳,再往下走,这个螺旋下降有可能,但一旦下去实际上也收拾不住。我们一定要知道日本89年房地产市场开始崩溃至今,现在是25年零增长,德国经济现在也零增长——德国是欧洲的发动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实际上是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这个情况下开APEC会议,能不能够实现《人民日报》微信公众账号这个小道消息所期待的目标,说拉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搞一个类似新的“马歇尔计划”,掌握世界经济的规则制定权,我觉得这个难度非常非常大,带有一厢情愿的特点。

但是,这个文章倒是给我一些启发。启发在哪里呢?可能这个会议在经济上不见得有多大作用,但是在政治上甚至是政治思维上有可能有一点作用。因为参加这个会议的两个主要大国之一的美国在忙什么?美国在忙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伊斯兰国,第二个地方就是乌克兰东部,跟俄罗斯在发生冲突。这两个现在是美国注意力的焦点,白宫其实别的事都不太关心。所以,你让奥巴马来开会,他说我烦着呢,你别理我,大概会是这样。普京也在忙这个事,结果这两个都比较烦的人来开会来了,这个很有意思。他们两个完全可以说不来,结果他们特卖习近平的面子。这两人都到,说明他们很重视这个会议。其实这个会议本来是闲扯淡的会议,他们跑过来闲扯淡来了,这是为什么?这是中国国家政治力的影响力上升的一个标志,特别是习近平主席现在拥有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标志。



普世价值下的南北东西矛盾

伊斯兰国问题

仔细再去想一想,伊斯兰国的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伊斯兰国的问题首先是一个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以后的结果,是属于毛主席时代以及80年代我们讲外交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外交术语、外交思维——南北矛盾。什么叫“南北矛盾”?就是北方与南方的矛盾。什么叫北方呢?北方是发达的工业国。什么叫南方?南方是不发达的农业国。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贫富矛盾,这个叫“南北矛盾”。那么,乌克兰的冲突归在哪里?叫“东西矛盾”。当时苏联这一方是东方阵营,美国这一方是西方阵营,东方和西方的矛盾爆发在乌克兰。所以乌克兰的冲突一爆发,美国跟俄罗斯在乌克兰地区一较劲,这个其实意味着冷战又恢复了。伊斯兰问题一爆发或者广泛地说,恐怖主义其实实际上是贫穷的产物,你要真的不贫穷,不会有那么多人去做人体炸弹的。所以,实际上是说,“南北矛盾”和“东西矛盾”这两大我们曾经以为消失的矛盾并未消失。

1989年,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出问题的时候,一个日裔的美籍人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这篇文章,引起了全球的轰动。他的意思就是共产主义垮掉了,“东西矛盾”不存在了,“南北矛盾”消失了,美国一统天下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模式一统天下了。历史终结了,此后就没什么事了,剩下吃喝玩乐就行了。昨天来了一个荷兰的学者,我们讨论的起点就是福山这篇文章。结果发现二十五年过去了,其实由于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南北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所以,除了伊斯兰国之外,在中东、在印度、在菲律宾,许许多多地方都出现了被定义为恐怖主义的组织。恐怖主义是越反越恐、越恐越反,就像当年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一样,“剿匪、剿匪”,匪还越剿越多。美国本来以为可以把苏联解体了,进一步通过肢解车臣,然后让俄罗斯进一步解体,这个世界就变成一个个小碎片,然后让美国来统治。

但从1999年起,出来一个普京,普京到现在十五年了,他还没倒,美国非常郁闷。这家伙很厉害,收回了克里米亚,要通过乌克兰东部的游击队去促动这个地区的独立。实际上,乌克兰一独立肯定就回归俄罗斯的怀抱。也就是说,俄罗斯逐渐就站稳脚跟、恢复元气,开始向西发展了。这件事情让美国很恼火。这两个问题——“南北矛盾”和“东西矛盾”——概括起来有没有共同点?如果再追溯还有一个共同点:“南北矛盾”和“东西矛盾”是属于西方的“普世价值”难以避免的矛盾,这就是要害。在“普世价值”之下,一定会产生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一定会产生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四大矛盾。阶级矛盾一定会产生,民族矛盾一定会产生,国家矛盾一定会产生,还有宗教矛盾一定会产生,而且会愈演愈烈,现在正是在四大矛盾的交织点上——比如说在伊斯兰问题上有阶级矛盾,其实也有东西冲突,还有民族矛盾;不单是国家的矛盾,还有宗教冲突,四大冲突就汇聚到了伊斯兰国,变得难以解决。

现在美国正在往伊拉克派兵,大概最近通过的决议是要派3100名美军士兵,其中1500名已经进驻,1600名过一段时间要进驻。有人就拿这个派兵到伊拉克这件事情去类比,说这事很可能没完没了。因为美国所扶持的伊拉克政府就像美国当年在南越扶持的傀儡政府一样,是不堪一击的、没有凝聚力、战斗力的;而伊斯兰国这股力量又像当年的北越一样特有号召力、特有战斗力,而且他们化整为零,一般都找不到他的指挥部,他也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就类似毛主席当年讲的,各村有各村的打法,是一种分散的,至少美国方面统计说伊斯兰国有二十多个指挥部,那实际上谁知道他有多少个指挥部。最后哪怕美国按照他们认定的伊斯兰国的领导巴格达迪灭了(最近有一次轰炸,炸死了他们的二号人物,炸伤了巴格达迪),哪怕这头两号人物都被灭了,伊斯兰国这股力量也毁不了。为什么呢?根本上是因为仇恨造成的,拥有对西方对美国的仇恨,实际上是现在伊斯兰国不断蔓延迅速发展的一个根基,有了这个根基还真不在乎一个两个英雄,因为“时势造英雄”就是这个逻辑。英雄是可以被时势所造就的,除掉一个两个还真不一定在乎,等到他们成功以后,领袖的作用可能会变得重要,但是在反抗状态下,因为有共同的仇恨,反抗状态下会自动冒出来一批又一批的领袖。

所以说,这边伊斯兰国可以跟当年北越越共相比,那边伊拉克政府就跟当年的南越政府相似。美国派兵的路径也比较相似,先是派顾问团,先是派训练官,现在这3100人就是顾问团、训练官,想去训练伊拉克当地的政府军。实际上教训还在前头,当年就没把南越的政府军训练好,凭什么现在能够训练好伊拉克的政府军。美国的意思是我有飞机、有大炮,我现在还可以无线定位,然后拼命地轰炸。现在轰炸好像已经上百次了吧,这上百次空袭据报道只是死了几百个伊斯兰国武装,那等于平均一次轰炸就伤那么一两个人,动不了人家的筋骨。

所以美国的媒体就预测沿着这个逻辑,美国的兵员会越派越多,而且一旦美国人在伊拉克战场上被打死的话,那很可能首先起来就是美国人会复仇,紧接着起来的可能就是美国国内反战,那套越战的逻辑可能又会重演,所以现在相互在看笑话呢。

乌克兰问题

接下来就是乌克兰问题。乌克兰问题上,美国本来是说,你不听我的我就制裁你。美国要对俄罗斯动手还有点犯怵,因为毕竟真的要给俄罗斯投两颗原子弹的话,俄罗斯也有原子弹在等着你,他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所以军事上对付俄罗斯,美国人缺乏心理准备,只能经济制裁,停止贸易往来,冻结账户。结果没想到这刚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绑得可密了,东线油气管道不说,现在要开一条西线,两条油气管道向中国输送油气,这不是挺好的嘛。

习近平主席上任两年以来,一共才十八个月的时间,结果中俄两国首脑会见了9次,这等于是说越谈越密切,最后这次普京过来说的话表达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中俄两国的外交关系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水平。我看还真是这样,甚至有可能要超过五十年代。为什么呢?五十年代关系比较脆弱,当时中国访问苏联以后,苏联援建156个项目,可是一旦说思想上有分歧政治上有分歧,说撤走就撤走了,关系非常脆弱。现在好了,油气管道建起来,宽体客机研发起来,高铁通起来,这个纽带就不简单是一个思想纽带,实际是物质性、经济性的纽带,这条纽带要是建立起来那可不好撼动,所以两国关系全面互信互通的势头确实还真挡不住。谁帮助的?美国帮助的,没有美国,我们关系没这么好,结果就是说美国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然后奥巴马自己在美国国内也很被动。这次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一选举,众议院参议院两个院都被共和党控制,结果就是说,总统是民主党的总统,议员们全是共和党的议员,你想干什么都不行,而且你做的事情总会招来一顿批评。那奥巴马他还能干啥事?现在共和党攻击奥巴马软弱无能,上任以来只会嚷嚷啥也没干,奥巴马会说其实我干了这个干了那个,医疗改革什么什么的,那在共和党看来这都是国内内政,外交上你拿出什么成绩来没有?内政上根本问题你没有解决?当了一个总统,解决几个小问题算你本事吗,且还不说那几个小问题还不见得解决了,共和党大概是这样批评他,所以奥巴马非常郁闷。

我们到时候看他来中国要谈什么,我估计这样一个跛脚总统无论谈什么、承诺什么都不能当真,因为他兑现不了。所以他能来干什么?他可能来就是散散心,郁闷了之后来散散心,这也有可能性。让我们习主席安慰安慰他:“小伙子,别着急,下来之后咱还是个公民,总统有啥好当的,人家不让你干咱就不干”,劝一劝他。

民族自决权问题

回过头来说,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其实必然会产生阶级矛盾,必然会产生国家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我们刚才讲的阶级矛盾、国家矛盾就是南北、东西的矛盾,南北是阶级矛盾,东西是国家矛盾。这里头还有一个要害叫民族矛盾。

比如中国国内有五十六个民族,按照自由主义的思想,每个民族要有每个民族自己的政权,每个民族要自决。所以怎么进行民主呢?民主首先要确定一个投票人,哪些人来投票,投票的范围就是一个一个民族来投票,这个才是叫民主的民族。按一个一个民族投票的话,那么中国56个民族各投各的票,各形成各自的政府,中国显然受不了,所以我们只能搞自治,但是还得听中央政府的,外交权、军事权甚至是思想文化权都在中央政府,民族只有有限的地方自治权,这个叫区域自治制度。如果按照民主的逻辑的话,我这有三千万人,你那儿哪怕是有三亿人,我这三千万人如果觉得想独立难道不可以吗?这就是香港“占中”的逻辑。

最近还有一个故事,西班牙东北部有一个叫加泰罗尼亚的地区,我们知道著名的奥运会举办地巴塞罗那就在这个加泰罗尼亚地区。加泰罗尼亚地区大概有七百多万人口,最近说要投票脱离西班牙。不让脱离的力量就被定义为“专制”,让脱离的力量就被定义为“民主”。所以如果真的要以一个个民族的界限去形成投票的基础,那这个世界上何止两百个国家,打不住的,怎么着也得两千多个,如果有人说不允许民族投票,那就是剥夺我这个民族的民主权力。

假设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形成了两千个民族国家,完全单一民族,这中间还有不少纠纷得说一下。现在各民族早就混居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真要按照民族划界去设立国家的话,那比如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区就有这个问题,那个地区内是克罗地亚人,那么塞尔维亚人就得被赶出去,那边一个地区会认为你们克罗地亚人在我们塞尔维亚人的地方,就得被赶出去,所以只要按照民族的界限去进行民主投票成立两千多个民族国家,一定会意味着血肉横飞。

假设经过一场无数地区、血肉横飞的战争,最后确立两千个以民族为单位的民主的政权,下一步会怎么样?这些民族都要吃要喝要穿,肯定会和周边的民族国家形成互动,肯定会分化出强和弱来,最后会出现强的吞并小的,小的依傍强的,重新会因为相互厮杀形成不同民族构成的更大的政权。

按照民族为基础进行民主投票,这是自由主义者的美妙想象。这个想象萌发于十八世纪,蔓延于十九世纪,最高峰是1914年,当时美国国家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以美国国家总统的身份来倡导民族自决权。后来苏联成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苏维埃中央政府一成立,整个苏联境内有无数个民族,怎么办?所以他们也按民族成立加盟共和国,这就是民族自决权在苏联的表现,所以美国的联邦制度和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制度都隐含着民族自决权的思想。

但是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在一个国家中央政权不断地巩固强化加深的时候,这个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是不断地被缩小的。一旦中央政府失去强大的约束力之后,各加盟共和国内部分裂主义的倾向就会爆发出来,所以苏联就解体了,俄罗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也会解体,解体以后就会相互打。在民族的基础上进行民主表决其实是自由主义者浪漫主义式的想象,他们以为这样能够带来永久的世界和平,殊不知这样恰恰会造成永久的世界动荡与战争,所以普世价值说起来好听,一旦操作就可能是这样的。

再推进一步,假设这两千多个民族国家真成立起来了,每个国家要面对四邻强敌的时候,怎么办?就需要“子路问强”。怎么样才算强大呢?强大当然就是经济基础的强大、武装力量的强大、武器装备的强大、军队数量的强大,肯定是这样,即使是和平也仅仅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隔。今天这个世界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和动荡,根本上恰恰在于自由、平等、人权这套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播下的无休无止动荡的种子。可是这套普世价值主观动机上非常好,主观动机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殊不知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往往是按照各自的利益去形成相互关系,而各自的利益就会变成自由地弱肉强食,结成一个又一个的民族利益集团或者国家,然后相互防范、相互征战、相互厮杀,这种局面就相当于《福音》那首歌里唱的——你们父亲他走了,他回不回家我们不知道,然后他把钥匙交给了谁我们也不知道,然后这些本来可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相互之间就杀作一团,一战是如此,二战也是如此,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是如此,冷战结束后现在实际上是新冷战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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